第九章 刺激 (第2/3页)
尹阎孝忠一起往后宫石亭前来议论。
此时，已经是一月底，春未暖透但花已绽开，因为去年冬日三大案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气氛紧张，终于有了松动痕迹，政治团结氛围似乎即将回归。
“臣反对。”
御史中丞李光义正言辞，严肃抗辩。“此举劳民伤财，最终无益。”
赵官家稳坐不动，而首相赵鼎以下，所有人中，对上这位宪台，乃是一半皱眉一半肃穆。
“刘相公，原学讲究一个实事求是，那敢问，你说此事一旦推广于民生有利，到底计算清楚过没有？”
微微荡起南风的石亭前，李光丝毫不顾周围人反应，继续昂然质询刘汲：
“官家在这里种桑养鱼喂鸡，平日要多少人力，百余内侍的衣食物赏俸用可曾计算在内？”
“后宫的鸡鱼，便是平价，可一出来便被东华门外马行街的正店争抢购买，以至于需要贿赂内官是也不是，可寻常百姓有了出产哪里能像宫中卖的那么利索？”
“还有这般大的空地，后宫可以整理出来，哪家百姓有这个空地还不种上庄稼？”
“而且挖池塘、移种桑树，要不要费时费力，要不要用钱用物？寻常百姓家哪里能处置妥当？”
“更重要一点是，后宫这里是不要纳税赋的，百姓弄这个，要也不要？”
一连串的询问之后，赵官家依然稳坐不动，而其余几名宰执也依然面不改色。
当然，被问到了头上，刘汲自然要转身从容相对：“李中丞，你难道以为我等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便是官家难道不晓得这个道理？若非如此，官家在这里弄了三年的桑基鱼塘，缘何只在邸报上介绍过几次，却无直接谕旨传达？而我等又为何到今日才提？”
李光终于微滞，并本能去看了眼赵官家，而赵官家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李卿，你还有一条坏处没说出来……那就是桑农为天下重，后宫这里的桑基鱼塘，虽说是以南方田土狭小处的某些庄园布置引申过来的，但能否在北方推行适应，还是要经过验证的，否则一旦推行，结果水土不服，那才是真的灾祸……不过，这数年间，随着后宫这里出产稳定，也有少数本地大户人家仿效成功，那暂且不管其他如何，最起码此处是可以得出结论，黄河一线这般鸡、桑、渔并行的法子，还是能成的。”
李光稍显尴尬，却还是撑住了劲点头，然后又赶紧扭头去看刘汲，后者给他的压力更小些。
“李中丞。”出乎意料，接下来对上李光的居然是首相赵鼎。“都省今日提及此事是有确切方略的，而非奉迎之举……首先，你说的空地，在京城周边确实难寻，但在挨着黄河一线，因为之前军事紧张，除了官府指定的军屯、民屯外，很少有人愿意在彼处落户，却还是很有一些的空地可用的。便是中原各地，其他一些经历过兵祸的地方，不过三年，也未必没有空地可用。”
听到此话，不说李光，便是赵官家也微微心动，然后重新想起了张荣提及的捣冰之事。
“其次，至于李中丞说的成本、赋税之论，也未免有些求全责备了，只说此番设计，是不是比单个种桑、单个养鱼、喂鸡来的巧妙省事些？若是，那它便是比眼下许多农庄去处更省一些的东西，而非是拿着后宫这里强做比较。”就在赵官家心思飘忽的时候，赵鼎却早已经继续跟上。“何况，既然是以黄河一线推行，如果鸡鱼自用之外尚有结余，却也整好可以卖给军营，以提升军队伙食，强壮士卒，而想来军屯庄内多有退伍士卒，有功士卒的授田也在那里，军营应该不会强取豪夺才对。”
“若是这般说来，若能限制在沿黄河一线，军屯、民屯周边，倒也不是不行。”李光被赵鼎一一驳斥后，选择了适时退让，他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恐怕是赵官家与赵鼎主导的，刘汲和阎孝忠只是出面人和执行人。
“而且都省也好，官家也罢，哪有中丞这般胆大？黄河一线是断断不敢直接推广的。”那边李光刚刚想到阎孝忠，身材矮小的阎孝忠便忽然冷笑插嘴。“奏疏上明明说的清楚，是要从开封府这里弄出来，先做个试点的，开封府若成，再往郑州、滑州走过去，郑州、滑州成了，再去弄洛阳、京东……而且，若从开封府做起，还可以让官家出面，直接在宣德楼这里仿效卖国债一般，直接发低息乃至于无息青苗贷，让沿河各处军屯、民屯依照屯点村落前来统一专贷专用！哪里就要李中丞一定要跳出毛病来才行？”
李光原本已经准备放弃针对此事的争论，但见到阎孝忠这幅姿态，却是老毛病直接再犯，瞬间就便起了抵触之意，然后当即反驳：“若是以村庄为主进行专贷，岂不是也要以村庄为主做这种事情？焉知不会有狡猾吏员、霸痞，从中渔利侵占？”
“确有此虑。”
坐在那边的赵官家再度适时插嘴道。“但沿河军屯、民屯，多是建炎二年、三年朝廷回归东京后，统一安置的村庄，里面许多军伍人，霸痞还是少一些的。且与此虑相比，这些屯点基本上都是杂姓，素来无宗族活动，年节祭祖、中秋上坟都没个去处，这不是好事，最起码常有食菜魔教趁机侵袭，以至于成祸。所以，朕的意思是，此事若能成，便以无息做诱，许他们自决，看看能不能仿效南方的族产，专以此类桑基鱼塘设置一些村产……”
这话一出来，上上齐齐若有所思，李光也陡然醒悟，却又勉力笑对：“若如此，倒是臣思虑不周了！此事，臣以为可行，且御史台可发两位御史，沿河左右巡视，专门监察此事。”
赵玖欣慰颔首。
话说，赵玖最后提到的东西，才是真正切中了这群官僚们要害的东西——那就是村社集体财产，以及相应的村社集体活动。
须知道，不管所谓大宋朝的城市化进度有厉害，这年头的大宋，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皇权社会，而偏偏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碍于生产力和组织先进度的问题，皇权的末梢结构是难以触及到最底层老百姓，也就是所谓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而这种情况，就会滋生问题。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使得基层百姓在高利贷与租息盘剥面前变得毫无抵抗能力，而这种脆弱，又会使得诸如摩尼教这种具有贫民自助保险业务的宗教趁虚而入，挡都挡不住，最后就是民不聊生，和邪教泛滥，最最后就是揭竿而起。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荒诞的现实在于，皇权如果强行入乡社，反而会造成更大混乱与损害——因为在皇权时代，跟官府比起来，什么和尚道士地主都简直算是白莲花！
甚至，那些和尚道士地主之所以能够盘剥百姓，敲骨吸髓，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附于皇权后的作恶。
这种情况，再过八百年都难以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温和的基层组织形式，既能对上服从统治，又能对下起到安抚作用。
历史上占据这个位置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宗族。
而宗族想要起到切实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故此，族产这个东西的作用毋庸置疑。
那么成制度的族产又是谁发明的呢？
答案是范仲淹。
范仲淹发明了族产之后，立即得到大宋朝廷的强烈认可与提倡，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
没办法，尽管族产和宗族在后来的时代那里是落后的代名词，但在眼下，面对着上方的皇权，村社内部的寺观、地主、高利贷者，以及最下层无孔不入的邪教结社，这已经是一种相对而言非常进步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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