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八旗与南明永历军队作战时的伤亡及后果 (第2/3页)
的比例时，就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班师回朝，重回本民族聚居点补充人员（通常是北京），待恢复元气后，再继续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但满洲八旗人丁的补充不是无限制的，大多数情况里一年只能补充一次（原因是每一年都会有一批新的八旗子弟“成丁”，满洲八旗“成丁”的标准是变化的，有时以身满五尺为合格，有时以一定的年龄为尺度，如十五岁、十六岁、十八岁等），因此在任何一年中，当满洲八旗作战时的伤亡达到一定的比例时，就会迫使满洲八旗将领在这一年剩余的时间里，减少甚至停止满洲八旗的军事行动，直到补充了新的人丁为止，这种人为的严格限制便造成了满洲八旗大约每五年就会减少百分之十的规律性的结果。那么，当满洲八旗作战时的伤亡到底要达到什么程度时，才会班师回朝呢？可以用蒙古八旗的统计做参考,蒙古八旗入关时共有一百一十八个牛录，按每牛录二百丁计，当有二万三千六百丁。过了五年，顺治五年时的八旗编审男丁册记载，蒙古八旗有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增加了五千一百八十五人丁，即人丁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这表明蒙古八旗在入关初到顺治五年并没有作为清廷的主力参战，故其人丁能保持每年百分之四的增长率。时间又过了五六年后，据顺治十一年的八旗编审男丁册记载，蒙古八旗只有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七丁，与顺治五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丁数，反而减少了百分之十。这表明顺治五年之后，蒙古八旗已经被清廷当作主力投入战场使用了（这时候的满洲八旗由于连年征战，人丁消耗不少，不得不把蒙古八旗拖下水），蒙古八旗与满洲八旗一样，竟然同时在五、六年间减丁百分之十左右（平均每年减丁百分之二左右），再次证明了这种规律性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是人为操纵的结果。参考蒙古八旗在入关前到顺治五年间每年百分之四的人丁增长率，可以判断出满洲八旗和平时期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长率亦应该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左右。根据上述八旗编审男丁册记载的入关前夕至顺治十一年间，满洲八旗人丁平均每年减少的数字（平均每年减少百分之二），与满洲八旗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长率的数字相加（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长率应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则满洲八旗入关后平均每年实际减丁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如果死亡与战伤的比例按照为一比三计算，那么满洲八旗入关后平均每年的伤亡率就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可以认为满洲八旗在入关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一旦伤亡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会停止军事行动，班师回朝。请看清廷入关后一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十月，清廷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领兵追击李自成，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移师南下（顺治二年年六月，阿济格班师、九月，多铎领兵回京）。顺治三年（隆武二年）正月，清廷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领兵由陕西入四川追击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师还）。顺治五年（永历二年）二月，清廷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领兵征金声桓（顺治六年三月班师）。顺治五年（永历二年）九月，清廷命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攻李锦；顺治六年（永历七年）正月，济尔哈朗入湖南（顺治六年三月班师）。顺治九年（永历六年）七月，清廷命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出征湖南（顺治六年五月，命孔有德征广西、耿仲明、尚可喜征广东，其后，南明李定国反攻广西、湖南，孔有德败死，故清廷命尼堪仓促出征，尼堪其后又败死，顺治十年，清廷命屯齐继任定远大将军，统兵征湖南，顺治十一年三月，屯齐班师）。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十二月，清廷命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由北京赴福建攻郑成功（顺治十四年三月，济度师还）。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十二月，清廷命经略洪承畴同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等分别由四川、广西、湖南进攻贵州（顺治十六年二月，罗托班师）。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正月，清廷命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进攻云南（顺治十七年五月，多尼班师）。满洲八旗入关后几乎每次出征的时间都是选择在冬春之交（多数在当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二月间，少有的例外是顺治九年，南明李定国反攻，清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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