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金文辞大系》序 (第2/3页)
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
整理之方将奈何？窃谓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此法古人已早创通，《尚书》、《风》、《雅》、《国语》、《国策》诸书是也。《尚书》诸诰命，以彝铭例之，尤疑录自钟鼎盘盂之铭文。周代王室之器罕见，其列王重器或尚埋藏于地而未尽佚者亦未可期。故谓《尚书》为最古之金文著录，似亦无所不可。
国别之征至易易，于铭文每多透露，可无多言。年代之考订则戛戛乎其难。自来学者亦颇苦心于此，其法每专依后代历术以事推步，近时海内外承学之士尤多作大规模之运用者，案此实大有可议。盖殷、周古历迄未确知，即周代列王之年代亦多有异说。例以恭王言，《太平御览》八十五引《帝王世纪》云在位二十年。《通鉴外纪》云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谧说在位二十五年，后世《皇极经世》诸书复推算为十二年，世多视为定说。然今存世有《趞曹鼎》第二器，其铭云：“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卢。”龚王即恭王，谥法之兴当在战国中叶以后，此之生称龚王，犹《献侯鼎》之生称成王，《宗周钟》之生称邵王，《遹簋》之生称穆王，《匡卣》之生称懿王。本器明言恭王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说与二十年说虽未知孰是，然如十二年说与十年说则皆非也。视此可知专据后代历术以推步彝铭者之不足信，盖其法乃操持另一尺度以事剪裁，虽亦斐然成章，奈无当于实际。学者如就彝铭历朔相互间之关系以恢复殷、周古历，再据古历为标准以校量其他，则尚矣。然此事殊未易言，盖资料尚未充，而资料之整理尚当先决也。
余于年代之推定则异是。余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据外在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有于铭文透露者，如上举之“献侯鼎”、“宗周钟”、“遹簋”、“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丰簋》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自为武王时器；《小盂鼎》云“用牲啻（褅）周王、口王、成王”；当为康王时器，均不待辩而自明。而由新旧史料之合证，足以确实考订者，为数亦不鲜。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得此，更就其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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