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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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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第2/3页)

位支持愚民政策者。这只坐在把可不可解为宜不宜去了。但可不可是有能不能的意义的,原意无疑是后者,前代注家也正解为能不能,所谓“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象这样本是事实问题,而被今人解成价值问题,这未免有点冤枉。

    问题倒在百姓不能知,而孔子进一步所采取的究竟是什么态度?是以不能知为正好,还是在某种范围内要使大家能够知呢?孔子的态度,无疑也是后者。他不是说过“举善而教不能”吗?他不是说过“庶之,富之,教之”的次第吗?

    又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本是奴隶社会的制度,在孔子毋宁是“刑须上大夫,礼须下庶人”的。然而近人的清算却把先行时代的旧债,堆在孔子身上去了。这也不能说是公允。

    在社会变革的时期,价值倒逆的现象要发生是必然的趋势。前人之所贵者贱之,之所贱者贵之,也每每是合乎正鹄的。但感情容易跑到理智的前头,不经过严密的批判而轻易倒逆,便会陷入于公式主义的窠臼。在前是抑墨而扬儒,而今是抑儒而扬墨,而实则儒宜分别言之,墨则无可扬之理。在前是抑荀而扬孟,而今是抑孟而扬荀,而实则孟并未可厚非,荀亦不必尽是。

    孟子最为近代人所诟病的是“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那个所谓“天下之通义”。在这几句上有“故曰”两个字,本来不是孟子的意见。《左传》(襄公九年)载知武子语:“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鲁语下》公父文伯母亦引此语。)又《鲁语上》载曹刿语:“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这些便是孟子所依据,而他引用了来主要在反对许行的无政府式的平均主义而已。平均主义是说不通的,一个社会里面有干政治的人,有干生产的人,必须分工合作,各尽所能,倒确实是一个“通义”。

    问题倒在乎孟子的看法,劳心者是不是一定可贵,而劳力者是不是一定可贱?然而孟子并不是以劳心为贵,以劳力为贱的人。他不是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吗?他不是又说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吗?

    大体上说来,孔、孟之徒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墨子之徒是以帝王为本位的,老、庄之徒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孟子要距杨、墨,墨子要非儒,庄子要非儒、墨,并不是纯以感情用事的门户之见,他们是有他们的思想立场的。

    荀子后起,自然有他更加光辉的一面,但他的思想已受道家和墨家的浸润,特别在政治主张上是倾向于帝王本位、贵族本位的。“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王霸》),这家天下的神气是多末巍巍然!“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富国》),完全恢复了旧时代的意识。他主张重刑威罚之治,持宠固位之术,从他的门下有冰寒于水的韩非出现,多少是不足怪的。

    但我们近人却同情荀子而斥责孟轲。荀子法后王,俨然是进步;孟子称先王,俨然是保守。但其实孟子称道尧、舜、禹、汤、文、武,荀子也称道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帝王是在梁惠、齐宣之先故谓之先,是在神农、黄帝之后故谓之后而已。而荀子所说的“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王制》),这如可说是进步,是很难令人首肯的。

    孟子道性善俨然唯心,荀子道性恶俨然唯物。但其实两人都只说着一面,而其所企图的却是要达到同一的目标。性善故能学,性恶故须学。两人都是在强调学习,强调教育的。孟子的逻辑倒不能一概谥为“唯心”。例如他视“白羽之白”不同于“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不同于“白玉之白”:便是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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