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代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摘要转贴) (第2/3页)
娶乐人为妻及僧道娶妾等条。
在娶亲属之妻妾一条中，元朝蒙古族“收继婚”的风俗，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兄亡而弟可收嫂，不准弟亡而兄收弟妇。由于“收继婚”是蒙古族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对广大蒙古族妇女造成必须接受的婚姻事实，大大限制了她们再嫁对象的选择自由。而《明律》则坚决矫正这一“胡风”，对“收继婚”的处罚大为严厉，“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这一规定符合汉族的风俗习惯，对明代妇女的再次婚姻缔结，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二、未嫁女法律地位的提高
中国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适人者，即称之未嫁女，又称在室女。关于未嫁女的名分，受男尊女卑观念影响，未嫁女在家服从祖辈、父辈，即“未嫁从父”；另一方面，又受“长幼有序”伦理影响，同辈中年长之女，不仅对年幼之女享有相对优越权，即使对年幼之男子，有时也有优势，正如赵凤喈所言：“中国的礼教，素重视伦常，而‘长幼有序’，即五伦之一，故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虽较同辈男子为卑逊，而长幼之名分，仍然保持。”[7明代对于“诸殴兄姐者”判刑较重，与唐宋律相似。可见，明代为人女的法律地位，首先是服从父辈，而在同辈兄弟姐妹中，主要依“长幼之序”划分其地位的高低。
关于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在我国在古代社会，未嫁女按照“长幼有序”伦理，确定了她们的名份地位，但是在财产继承权上，未嫁女不再享有“长幼有序”的特权，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子是法定继承人，而女子则不是继承门户的法定继承人，直到唐代，对于女子的继承权才从法律上予于承认，唐律《开元令•；产令》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姐、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由此可见，唐朝在室女有财产继承权。在份额上依法律规定获得未婚兄弟聘财的一半。
明律只是在户绝的情况下，才承认未嫁女的法定继承权，即“果无同宗应继，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8唐宋元朝的法律都有规定，内容上大致相同，承认在户绝情况下，财产由女继承。所不同之处，宋律的《丧葬》令规定“若之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即父母可以用遗嘱的方式：剥夺未嫁女继承遗产权利。而元律则明确则明确肯定户绝，女可继承，可见，宋时还受遗嘱的制约，元代则享有绝对的继承权，相比之下，明律对此规定稍显苛刻，那就是必须“无同宗应继承者”的情况下，女子方可继承，这种有条件的继承比之唐、元律无疑是女性继承权的削弱。总之明代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较之前代大大削弱。
三、既嫁后地位的提高
在古代社会，妻的概念很宽泛，既包括正妻，即通常所说的“生母”，此外还有妾。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明代“为人妻”，是以正妻为研究对象，明代“为人妻”的法律地位，基本上沿袭汉以来传统社会中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地位，即遵循“三纲”之一的“夫为妻纲”原则，从而造成在法律上“夫尊妻卑”局面，但是在明代的一些法律条文也透露出一定的保护妇女权利的气息，这为明代妇女地位提高提供了法律保证。
一是为妻的人身权。在明律上，“夫尊妻卑表现在夫妻相互犯罪时的“同罪异法罚”，这必然造成妻子人身权的损害，如妻子打丈夫，“仗一百”，至折伤以上，“各加凡人三等”；而丈夫殴打妻子，“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在《唐律》中也有类似规定，可见，在相同斗伤程度下，法律对妻子的处罚，远远重于对丈夫的处罚。更有甚者，丈夫过失殴杀妻子，唐、宋、明、清律一概列为“各勿论”，可见，各朝法律都把妻子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
二是为妻的财产权。唐朝，妻的财产权既包括出嫁时的嫁妆，也包括“户绝”情况下，依法继承本家家产，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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