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第四辑 (第1/3页)

    新台币云门舞集和韩舞麟

    接近岁末，遇到两件快事。一是经过台湾同行们的热心奔走，我赴台的心愿即将实现；二是“云门舞集”在京沪演出“新传”，引起轰动。两件事接踵而来，使我更信宿命论。并觉得历史运行自有其轨道和速度，兴衰分合，常出乎人们意料。

    数年前我在香港时，施叔青热心的把我一篇小说拿到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她问我：“稿费要什么钱？要美元还是港币”？我说：“要新台币”。她奇怪地说：“你要它怎么用”？我说：“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到台湾去，总会有用到新台币的时候！”她笑着骂了我一句广东话：“气性！”也就是精神病。我一笑。本来我就没当真，在我心中去台湾不比上月球的机会多。

    我看“云门舞集”演“新传”，是8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业文化、租界风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着祖传的中国衣服跳红绸舞，扭秧歌，令我激动流泪。闲幕后我随诗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怀民先生。我说：“真可惜，这么好的演出。我只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们到大陆演出。在大陆你一定会找到知音。”林先生说：“我也想去大陆演出，谁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后来听说因为经费困难“云门舞集”停办，林先生去了美国。我认为大陆观众永无机会再看到“新传”，着实为此叹息了几天。

    两件事情突然都成为事实，我怀疑地球的转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台湾作家戏剧性地见面，就像发生在昨天。

    9年前，我去东京参加国际书会。临行前听说台湾作家也去参加，我好紧张。既不知该与他们怎样相处，又很想和他们见面交谈，为我关切的两件事寻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叫舞凤、舞莺，哥哥叫舞鹰。这一年大陆某杂志发表一幅台湾画家的油画，署名是“韩舞麟”。同事指着这名字跟内子开玩笑说：“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隐瞒了台湾关系吧？”“*****”期间，有亲属在台湾者，有说不清的麻烦。她一听吓得连连摇头说：“无冤无仇，这玩笑可开不得。”回家后她把此事讲给家人听，我岳母听了大惊。悄悄说：“你是有个堂兄叫舞麟呀！抗战时二叔与你爸一同离家，途中失散，多年没有消息。也许他们真到了台湾吧”？她就叫我见到台湾作家时打听一下。

    另一件事就带点公事的味道了。70年代末我写了篇小说叫《寻访画儿韩》发表在“人民日报”。不久举行评奖，取得了预选资格，后来却又被撤掉了。我找熟人打听落榜原因，才知道(传说)该作品有“抄袭之嫌”。我说抄袭之作敢登在《人民日报》上吗？答曰“抄的是台湾作品。大陆人没机会看到，故存侥幸之心”。“*****”中连偷听海外广播都要治罪，我把台湾作品抄来公开发表，这麻烦怕小不了。便深居简出作听候发落状。谁知此后倒也再无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听。朋友告诉我：“经过研究，认为你这些年被监督劳动，不会有机会读到台湾书刊。这题材带有传奇性，两岸都是中国人，听到相同的传说，写成撞车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过为了省点麻烦，以不给奖为好……”我问是和谁的作品撞了车？那作品什么名字，朋友说他也不知道。

    这笔糊涂官司反引起我要读台湾作品的兴致。女作家韩秀来北京。听我有些愿望，送我一堆台湾小说，我才找到被我“抄袭”过的《红丝凤》。也才领悟了林海音、陈映真、朱西宁、余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风采。读林海音的作品像听姐姐讲往事，陈映真又使我进入了一个即相似又陌生的环境，而朱西宁和司马中原，颇有一见如故，似曾相识之感。最大的收获是我不再为“抄袭之嫌”感到委屆，因为我发现两岸作品，不论是内容上、写法上，以至某种心态上，有“抄袭嫌疑”者，绝非惟我一家。一个祖宗的子孙，一个科班的徒弟，许多思维模式，观念心态，措辞用语，甚至连弱点、毛病，也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为此，我愿有机会和台湾同行见面，增长一些对台湾文学的了解。但真的有机会见面了。却又紧张起来。甚至有种说不明白的顾虑。

    到达东京后，东道主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全体客人。我就趁机会找台湾同行。在一片西装革履，欧衫美裙，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肤一样黄，要分辩出那一位来自台湾，得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正感绝望之际，远处人影一闪，竟看到一件中国对襟小褂，在西装堆里鹤立鸡群。这是台湾来客不会错了，想前去打招呼却又怕讨没趣，迟疑间就碰着了一位小姐后背，我忙用日语道歉，女士一笑，用标准国语说：“别客气。”我听了一愣，她又笑笑说：“我是华严。”久闻大名的华严就这么突然出现在面前，两岸作家就这么开始交谈了？我还有点转不过劲来。她看出我的窘相，指着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绍，邓先生，这写着呢。”这时，穿对襟小褂的朋友正凑了过来。华严向我介绍说：“这是罗青。”罗青的诗和画我在一位美国外交官家见过，印象极佳。我说：“老远看到这身裤褂，就知道是中国人，没想到你就是罗青。”华严说：“你在远处邓先生就看见了，我就站在他身边，他却目中无人。”说得三人都笑起来，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虑和紧张就打消一半。

    我跟罗青谈得满投缘，他约我第二天共进早餐。在餐桌上闲谈起自己人之间的话题。罗青热情真诚，没有我那么多疑虑，谈到和大陆作家在海外相遇，发生过不不愉快的事时，他很动情的说：“在外国人眼中我们都是中国人。多一点商量少一点误解和争吵不好吗，何必叫外国人看笑话？”他叫我原谅他的直爽，其实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动。回到房间，我和老作家柯灵谈了我的看法：两岸隔离太久，有点误解难免，某些观点不同也属正常。但同胞之情高于歧见。应当以诚相待，求同存异，以和为贵。柯灵说：“我同意。大家见面的机会难得，要互相多尊重。我们俩从自己做起好了。”

    这天到金阁寺参观，我正一个人顺湖边散步，后边追上一个戴贝雷帽。叼着烟斗的艺术家。他走近我身旁时问道……“你是邓友梅先生吧？”我说：“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说：“我是王蓝。罗青跟我谈到了您。”我赶紧说：“我跟他打听过你。我看过您画龙点睛京剧人物，非常喜爱，跟关良是两种风格。”他说：“谢谢。我看过名单上对您的介绍。原来您也是天津出生，咱们老乡！”我说：“是吗，您什么时候离开天津的？”他说：“上完中学走的，我是究真中学的学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说：“有这么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学走一个大门……”他也感到意外，高兴的又装上一袋烟，并问我：“你抽不抽烟？”我说：“以前抽，现在忌了。”他听完大笑：“没错，就咱们天津人管戒烟叫忌烟！外边人想冒充都办不到。”我俩聊得热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云外。到看歌舞伎时产我干脆随他坐在台湾作家中间，没有初见面时那别扭劲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跟王蓝谈话引得我掉了泪。我问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画家，跟您打听个人知道吗”？他说：“谁？”我说：“台湾有位画家叫韩舞麟吗？”他说：“韩舞麟，还算是我的学生呢，罗青也认识他厂我问：“他的原籍是不是扬州人？”他说：“好像是的。”我说：“他父母都健在吗？”他说：“他健在。对了，他家是扬州人。父亲是位美术教员。母亲是演员，现在还常常拍电视剧呢。”我压低声音说：“这么说，他确是我的内堂兄了，你回台湾替我传个话，他伯母一直惦记着二叔全家，要我打听他们的地址。我岳父叫韩北屏，是位诗人，已经不在了，岳母还健在……”王蓝听了很动情。回过头对罗青说：“邓先生是韩舞麟的妹夫，一定把这话带回去……”

    大概是先天的血缘情分总重于后天观念形态吧。随着会议进行，两岸作家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由只点头变为出声寒暄，由应酬式的寒暄又变为较深入的谈心。日本接待人员看在眼里，接待方法就跟着变化。开始时每逢外出，他们都把两岸作家分别请上两辆车，惟恐碰到一起不便。后来却专门腾出辆专车，笑嘻嘻抬手说：“中国作家，都上这一辆车吧。”

    分手那天，王蓝来到我的房间，送我一本画册。我把小说《烟壶)送他作纪念。我问他：“如果我选一些您的作品在大陆发表，你不反对吧7”他说：“当然可以，不过，不必说问过我吧。”他又一次对我说，见到舞麟会把他伯母一家的情形告诉他。

    回北京后，我告诉岳母二叔一家确实在台湾，二叔是教员，二婶是演员，现在她还在拍电视剧。全家人听了好几天都处在喜悦兴奋状态中。

    我把王蓝的画选出一组送到杂志发表，并且写了一篇介绍。(但没说这画是怎样得到，更没说我俩见过面。那时还没这么大胆)。有一天。忽然有位长者找到我家，对我验明正身后，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问道：“你介绍的王蓝是不是就是这个人？”我看了连说：“正是。”他说：“我是王蓝的胞兄，在天津工作，看到文章，估计你见过了王蓝，我来打听一下他的近况……”轮到我说话时他是那样神情专注，又用天津乡音打听我和王蓝相会的细节，那种手足之亲，关切之情令我难忘。

    大概是从这开始，我对两岸文学界交流热心起来。凡这方面有事找到我，摇旗呐喊也罢，站脚助威也行，都愿尽一份炎黄子孙的责任。这一作也才知道自己还非最先觉悟者，热心此事的作家，两岸都大有人在。在谈到促进两岸交流，加深了解，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振兴民族文化时，有时是很难分辨出谁来自海峡的哪一侧。

    我终于踏上美丽、亲切的台岛了。我知道在促成此行过程中，台湾的朋友、同行、兄弟姐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劳力。但我不想用“谢”字来冲淡同胞之情手足之义。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幸运和自豪，因为世界终究还是按我们意志变得更可亲可爱了。

    我只想大喊一声：“我高兴自己是中国人！”

    杂忆台湾

    到了台湾，亲戚要照顾我的“北京口味”，就领我到一家名叫“京兆尹”的小吃店去品尝台湾产的北京小吃。屋里的装修陈设，都模仿北京的传统风格。连桌椅也是仿硬木清代造型。看了一下菜单，有晶糕、芸豆卷、艾窝窝、奶酪和小豆粥。我各样都点了一份。心想能在台湾吃到地道北京小吃也是一喜。不料东西端上来一看，猴吃麻花满拧！晶糕是黑紫色的，芸豆卷成圆筒状，有一种东西下边垫着锡纸，中间一个白团，上边粘着个大红枣。我问侍应生：“这是什么”？她说：“这就叫艾窝窝！”我听了一笑，告诉他说我从小就吃艾窝窝，没见过这样的！夹起一块晶糕放进口中，味道比形状更不像晶糕，显然不是山楂做的。我说：“原来台湾的北京小吃是伪冒假劣厂亲戚就说：“这跟大陆的伪冒不同。这种伪冒在台湾倒是受欢迎的。您看，这不是满座吗！”我问为什么？亲戚就说：“台湾的北京人和在北京生活过的老人很多，走进这个环境，看到盘里东西的样子，就仿佛回到故土，对味道就不能那么较真了。不过做得地道的东西也有。比如苏州采芝斋的小食品，山东老兵卖的大锅饼，就比现在大陆原地出的还地道。”后来我就认真去品尝一次山东锅饼，证明此话不虚。深一步了解，才知道台湾是不产山楂，店家无奈才用草莓之类水果代替，原料缺乏，只能取个“形似”。做大锅饼的又都是山东老兵，干起这套活就有股又回到故乡和童年的快感，所以绝不偷工减料。来吃这个的，多是家乡人，要的就是这个家乡味。

    我觉得台湾在有些方面(当然不是所有领域)保存的传统，比大陆还完整些。在那里，保持祖宗传下来的本色，是含有不忘根本，怀念故土的心理情结的。

    很多台湾朋友，不论地位高低，操何行业，都爱说一句口头语：“我们中国人。”一位地位很高长者，谈起抗战时和我岳父并肩工作时的情况，叹口气说：“我们中国人真是苦难太多了，再不能那样，我们一起努力吧……”街头碰见个卖烤白薯的说山东话，我问他回过家乡没有。他说：“前几年回去过一回，把几年攒下的钱全花光，还没够打发人情的。三姑二婶，谁来看我也不能空着手走，临回来就剩下身上一套衣裳了。再回去还得攒几年。”我说：“回去也不一定非那么铺张嘛，这两年咱家乡也富起来了……”他说：“咱们中国人的脾气你不知道吗，回去一趟总得给自己家人争个脸面吧？我能说在台湾卖烤地瓜吗！”

    这个口头语也用到谈论大事上。海基会的朋友热情招待我们，闲谈中大家对沮国的统一既有信心，又对进程迟缓表示忧虑。副秘书长李先生笑着说：“我很乐观。咀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总能找到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办法！”

    都是“咱们中国人”就省去少外交辞令和客套。大同之下，小异也有解决办法。即使是微妙的事情，互相一看眼神，就可心照不宣。访问一个主张统一的民间团体时，进得门去见会议桌上摆了件饰品不合时宜。我并不以为那是专为我们陈列的，但也不便迁就。主人让坐，我笑了笑站在原地没动，同去的一位同志说：“咱们是谈文学交流，还是远离政治好……”话没说完，主人马上会意，把那些饰物急忙撤了下去。

    因为是第一次中国作家协会组团访台，许多在台的亲朋故友，都要趁机相聚，日程安排很满。白天参加集体活动，晚上再和亲友会面。这一来许多人就昼夜奔忙，不得休息。我也觉得不合情理，却又想不出好办法。主人尹雪曼先生却主动给我找台阶：“咱们不是要促进交流，增进理解吗？这亲朋之间的交流最亲切，理解得也最深刻，不能算私事，除去重要会议，一般活动还是准许请假的好。大家都能理解，不会有意见。”这两件事都不大，却看到了台湾朋友对促进交流，加深理解，互相体谅，携手共进的诚意。

    “咱们中国人”在一起，心灵容易沟通。交谈起来热情诚挚，肝胆相照。台湾作家讲：“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一度忽视了文化、道德的建设，后患无穷，十年八年弥补不过来。你们现在搞经济建设，要记住这前车之鉴。别犯我们犯过的错误！”谈到文学现象时，他们又说：“台湾年轻一代，有人只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当作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手段，这令人担忧。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是我们中国的宝贵传统，丢不得。道的内容、标准，可以随时代发展而变化，而为文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个原则不能变。娱乐的东西，也还要陶冶性情的。若把只要名利不讲良心的俗物当成青年模仿的偶像，中国人还有什么希望？也对不起祖宗！”这些话虽说的是台湾，但对大陆也有现实意义，作为提醒怕不算为时过早。

    我确实看到他们在文化道德建设上的努力和成效，台湾当然也有追星族，但更惹人注目的是书店中读书购书的青年，在博物院热情服务的“义工”(他们业余来此服务，不取报酬)，坐在故宫博物院地板上听讲解做笔记的小学生。

    我在台南见到一对青年结婚，也穿礼服披婚纱，但是行礼后却赶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纪念碑前去拍纪念照。我故意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照相，他们说郑成功是使台湾回归中国的功臣，当地人尊为“开台圣王”。在这里照相表示不忘根本。郑成功受降碑不远处就是清朝皇帝为他建的“明延平郡王庙”。尽管郑成功一生是坚决反清的，清朝皇帝还是为他建庙。可见“咱们中国人”向来讲究内外有别。不因内部纷争而影响一致对外，中国人是有原则讲分寸的。

    台湾归来使我更坚信祖国会统一，中国会富强。因为两岸都为“咱们中国人”的大事操心，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10几亿人口，50几个民族的泱泱大国。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呢？

    台湾归来话台湾

    数年前台湾发表我的小说，中介入施淑青问我：“稿费要什么钱？美元还是港币？”我说：“要新台币。”她说：“你要那怎么用法？气性！”气性是广东话，意思是说我有精神病。说完我俩都笑了，我说那话根本没当真。我也觉得去台湾的机会未必比上月球多。我坚信祖国会统一，只怕那时我已老得走不动了。

    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进程常常比人们估计得更迅速。那以后两岸的文学交流就频繁了起来。先是台湾同行单枪匹马或三三两两来大陆访问，再以后就有大陆作家以个人身份应邀赴台。但是来多去少，两岸作家组团互访，还提不上日程。

    两岸的文学团体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锲而不舍的努力争取。去年以尹雪曼先生为团长的第一个台湾作家代表团来大陆访问，回去后多方奔走，四处求援，终于促成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的第一个大陆作家代表团登上了宝岛。两岸携手打开了双向交流的大门。

    台湾的中华文化协会、团结自强协会、作家艺术家联盟等团体都为大陆作家成行尽了极大努力。这证明增加了解、沟通感情、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是两岸作家共同的愿望。两岸有这份骨肉亲情。中国的统一富强、民族振兴，指日可待。

    怀着这样情绪到达台湾，一下飞机就感到亲切和熟悉。我多次到大陆之外旅行，飞机着陆后听到中国话不多，说普通话的就更少。在桃园下了飞机却满耳都是漂亮的国语，听着叫人心里踏实。在大陆，每到电视台放台湾电视剧，我一听那怪声怪气、嘴里含个热丸子说的“国语”就急忙躲避。在飞机上我还担心要受这种语言冲击。下飞机后才明白，台湾普通人讲话比电视剧讲的悦耳得多。可能那是星们故意说的“屏幕腔”！大陆有些“星”生活中说话很正常，一上屏幕不就拿腔作调吗？都是中国人，连毛病也相似！

    不仅有声的语言畅通，连无声的语言也无阻。台湾朋友想从我们团体看到大陆文学界的概貌，我们便有意安排汉满蒙回藏五个较大的民族都有作家参加。到台湾后，我们一把集体的名片递出去，台湾朋友马上高兴地说，“啊，这是五族共和呀”！我们说：“我们带来了56个民族作家情谊。”他们就说：“中国文学成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的，你们的用意极好。”

    在台湾跟作家们、亲友们相处了10天。除去作家间交流，几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有同族兄弟找来相会，大家会上聊，家里聊，车上聊，明白的时候聊喝多了酒也聊。什么都聊了，就没说：“我们是一家”这句话。因为再说这句话就多余了，台湾朋友为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高兴。台湾在经济文化上取得的成果也使我们欣慰。说起各自的不足，也都同样的遗憾。跟“屏幕腔”现象一样，有些毛病两边也相似得惊人。从文学上的流弊到交通阻塞，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谁也别想瞒谁。在座谈会上，台湾朋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经济起飞时期，忽略过文化建设，在道德文明上造成的损失，至今没能完全弥补。希望你们注意这前车之鉴。”我们只好承认，这句话不仅不算多余，而且不算为时太早。上街时台湾朋友为交通秩序的杂乱，摩托车骑士们“目空一切、勇往进前”表示歉意；我开玩笑说：“您别道歉，不然您到了广州北京，我也得道歉。虽然自行车比摩托慢，可是数量又比摩托多，以量胜质，算起来两边一样。”

    见到了林海音、痖弦、柏杨、黄春明等老相识，也认识了些初次见面的新作家。虽然两岸作家数十年来所处大小环境都不同，思想信仰、文学风格有异，但大家关心注意的问题极为相似。我这一代和我们长辈的作家，都对文学的社会效益表示关注。大家都认为中国人“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有益于世道人心”等传统的文化道德观不可丟弃。“道”的内容会随时代变迁而变迁，而对人民，对读者“有益”这一原则是不应动摇的。从而都对文化、文艺的消极现象表示忧虑。大家看到两岸文学界各有所长的同时也都看到各自的不足。台湾青年一代作家，学历和文学功底较厚，传统文化和外文修养较高，所以文字讲究，精美耐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他们焦虑的问题少，求解的难题少，社会责任感和生活透析力比老一代弱，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也相应减弱。抒发个人感情或小圈子内的杯水波澜的作品占了好大比例。大陆青年作家一般中外文化的修养都较弱，文字不讲究，有的甚至把粗俗当有趣，文而不文。但不缺乏有社会责任感，关心民族命运，人民疾苦，对重大问题作深思的有为之士，其作品的思想浓度和社会作用是台湾一些青年作家比不上的。两岸应该取长补短，共同把中国文学推上新高度。

    除去文学问题，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对祖国统一的态度。那边人对统一进程、模式虽然有不同视角、不同主张，但拥护统一，热爱祖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者占绝大多数。有次跟两个祖籍山东，在台湾生长，从未回过家乡的年轻小姐一起喝咖啡。喝到一半我告假说要去看一位资深的前辈。他们一听那前辈的名字马上对我说：“见到他老人家一定替我们问好！”我问：“你们认识他？”她俩说：“不认识。以前也没关心过他进退。可是前一阵因为他主张祖国统一，**分子给他寄去一封信件炸弹，把老人家胳膊炸伤了，老人仍坚持初衷，毫不退缩，人们从此对他格外尊敬。你无论如何替我问候，请他多加保重！”

    有位朋友跟我还说起一件趣事。有次大陆来了个歌舞团。到一个小城演出。当地请了些退伍老兵来观赏。老兵们生活不太如意。对看文艺演出兴致不大，开始时表现得相当冷淡。演到中间，有个节目是唱山东民歌，扭山东秧歌。大家还怕更受冷落。没想到唢呐一响哇的一声炸了锅！原来这批老兵都是山东人，一听家乡的歌声，情不自禁全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落泪，唱完一个要求再唱一个，演出完毕老兵们都冲上后台向演员们致谢，演员客气地说：“唱的不好，请多提意见。”一位老兵说：“谁说不好，俺老家的玩意儿还有不好的？听的就是个家乡味！”

    除去这些“人情”，许多“世态”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台湾服务人员的敬业精神，文明礼貌怕是大陆要使点劲才赶得上的。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见到讲解员像教师似的给一群小学生讲解。讲解一段还提问，提问完对回答正确的孩子还奖励一张参观票要他下次再来，那股负责和慈爱态度使人感动。舒乙好奇心强，他找个机会问一位讲解员工作了几年，拿多少报酬？没想到讲解员笑着说她并不是博物院的职工，而是退休后来作义务工作的，自愿服务，不收报酬。后来在一家文学资料中心，又碰到几个作义务工作的青年，竟是大学研究生。他们说，来服务是出于个人爱好，在这里更能体现个人对社会的价值。

    卖食品的先尝后买，大陆也有，但限于糖果类小食品。到台中时路过一个洗车站，我们参观站上的食品店，看到这里卖面条，卖凉粉，卖肉食也先尝后买，而且再三说明，尝了不买没有关系。我怕人家劝我尝，故意躲到卖面茶的摊旁去。刚站住脚，卖面茶的就拿起一个小碗说：“我冲一点您先尝尝，合口再买，不要买了不爱吃……”

    我和舒乙应亲属和痖弦先生之约，在一家餐馆见面。下了汽车发现我把记着餐馆名称的纸条丢了。挨家找了几个饭馆，都没找到人。正着急间忽然看见旁边就是“联合报社”。我就冒昧的进去，跟办公桌前一位小姐说：“我是大陆来的，跟痖弦先生约了个饭馆会面，可是我把饭馆名称忘了。您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痖弦先生去了哪里？”话刚说完马上左右三位小姐全都迎上前来，笑着劝我不要着急，立刻三人分头打电话到处联系。问了几家全都不对，小姐们也为难了。一位小姐想了想，问我：“您住在哪家宾馆？”我说了宾馆名字，那小姐就打电话到宾馆去，跟服务人员说：“劳驾，看看有没有给邓先生电话留言？没有？那就请到他住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丢下张纸条？如果有，拿来念给我听听好吗？”过了一会对方回电话说：“找到一张纸条，可是只有三个字，合家欢。”那小姐马上眉开眼笑说：“好了，就是这张。”说完立刻又给那家饭馆打电话，果然家婶和痖弦先生已经等我们等急了。那小姐放下电话，又画了张地图，告诉我合家欢饭馆距此还隔着一条街呢。请按地图去找。

    这些都是小事。恰是这些小事使我感到自己仍没离开中国，仍然生活在同胞之间。中国人是有敬人和自尊的优良美德的。但由此我也才明白，我的亲戚从台湾来北京时，受到大陆售货员小姐抢白后为何那么脆弱，两眼竟含了眼泪。大概她觉得自己回了家，而家人对她太无礼。

    我相信大陆99．9％的服务人员都是优秀的。愿剩下那零点一学学台湾服务行业的敬业精神和文明作风。这不算崇洋媚外。中国人不分彼此，对不对？

    大丰大足

    我怕写游记，小说中也少有风景描写。不是不想写，是不会写。读书太少，雅兴不足，没学会欣赏风景。整个少年时期都当兵。战争中天天行军，见山咬牙爬，遇水脱衣趟。人家谈沂蒙山的山青，我却想起大雨中屁股坐地滑溜下山狼狈相，别人说扬州瘦西湖的水秀，我只记得背包顶在头上趟水中赶路的苦状。说也可怜，走了多少风景名胜之地，都没享受赏心悦目之乐。近年来想附庸风雅，随朋友旅行时，试着欣赏风景，好看倒也觉得好看，可就是引不出灵感，构不成文字。

    功夫也不全白搭，有的地方，这真给我灵魂震撼。不过较少是自然景观，大多是人文遗迹。而这种地方更写不成游记，因为一到这种地方就少了游心，多了敬意。写这些要有学问，我有兴致但没学问，想写也不敢写。比如大足石刻。

    有人说中国有“三大石窟”，有的说“四大石窟”。是哪几个也说法不一。反正我去过好几个。第一个是1947年3月打洛阳战役，雨中行军经过龙门。浑身水湿冻得直磕牙，对那些小而暗的石窟本没太在意。但走到奉先寺前全队都好奇地站住脚了。毕竟我们是文艺兵，对艺术有直觉感受。先是被那大石佛的高度引起兴趣，站在它脚下不把脖子仰起两眼朝天就看不到佛头，她比洛阳城门楼子还高。把后脑勺靠在脊梁上往上再看，当看到我们祖先把一间房子大小变成了一张有血有肉，有灵有性，丰满端庄的佛脸，双目半睁半闭，慈眉善目地注视着底下我们这批人。人们安静下来，被那温柔善良表情吸收住了。直到后续部队朝我们喊叫，要我们快走。别挡他们路，我们才不情愿地加快步伐继续赶路。美术组同志边走边议论，说距离地面这么高，仰视看去身体比例还如此和谐，可见古代艺术家对透视学把握得很准！他们改变了人体正常比例，不然从下边看上去头很小，看不清面部表情……

    这样，龙门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对中国的石雕产生了兴趣，建国后有机会就又观赏了几个石窟。也许是靠这点基础，最后拜谒大足，就多少有了点“心得”。

    云冈、龙门等石窟，各有登峰造极之处。因此后出现的大足要做出特色就更难。也因此，做出绝活就更令人敬佩。

    举例来说，要看接近印度原味，得去大同，云冈开凿时那里是北魏国都，佛教从西域传来不久。佛像服饰简单，体态雄健，高鼻深目，有键陀罗风格。所以《水经注》中说它是“真容巨壮，世法所希”。要看佛教“洋为中用”的早期成果，须到龙门。从北魏迁都到洛阳，经历隋唐五代佛教盛期，开始给“护法天王”们上了中国铁甲袍带。佛陀的面像也由“瘦骨清相”变得丰满慈祥。唐时石雕技艺发展成熟，出现了大卢舍那佛像那样技艺精粹，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代表作。

    前人已经到顶峰了，后人如何再拔尖？既不能吃人嚼过的馍，如何才能独树一格，有自己独特面貌？所以没去大足之前我心中就存有疑问：听说大足主要作品创于宋代。宋徽宗赵佶是道教信徒，曾下令把佛寺都改为道观，佛陀名字都要改成道教名称。经此一番打击，佛教元气大伤，在这时代造的佛教石窟有何特色呢？

    我就带着这样的疑问走向大足。

    看“大足地图”，见有个“妙高峰”，立刻联想北京的佛教圣地妙峰山，就叫朋友带我先去这里。朋友说大足首要景点是宝顶山，而我坚持先到妙高峰。不料歪打正着，到妙高峰看了第一眼就如雷轰顶了！石窟中间位置坐着印度的释迦佛祖，左边却是骑牛出关的道教教主老子；而右边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先师孔圣人！嗨，三位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坐在一块和颜悦色的从容交流、合作协商真是难得看到。没听说别处有这样的塑像！细想一下还真有道理，中国人本来就常把儒、道、佛三家学说往一块掺和。这组雕像是把抽象思维形象化了。绝！别看我们祖先虽没用过“洋为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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