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2/3页)
紧了拳头，又放开了拳头。本来，这拳头是要打到自己身上的。
是的，他想起了那张脸。
2005年初，东莞的那场大火之后，他带着阿春的骨灰去了一趟贵州，见到了她的父亲与母亲。那是个海拔两千米的山村，偏远到只能徒步数小时才能进入，全村人山间梯田种些玉米。阿春不到五十岁的父母，常年山间艰苦地劳动，已经老得像七十岁的人了。他们的眼睛差不多接近失明，误把秋收当作出门多年的亲生儿子，而他将计就计没有否认。秋收打工几年下来的积蓄，只有五千多元，几乎全都给了阿春的父母。他继续假扮成阿春的哥哥，陪伴他们过了春节。
过完正月十五，秋收告别阿春的故乡，再回到广州打工。
他没有再回那些工厂，而是去了天河区的一家花店，每天开着轻摩出去送花。花店老板叫冬姐，是个二十岁的广州女人，长得颇有几分像松岛菜菜子。她大学刚毕业就嫁给了一个小混混，不到半年女儿出生，还没断奶那小混混就进了监狱。离婚以后的她，独自抚养女儿，为了生存才经营起花店。没想到这几年生意不错，她为自己买了房子和车子，把女儿送进好的幼儿园，花店里也雇佣了五个人，直到她遇到那个叫阿秋的二十三岁的男人。
阿秋习惯于沉默寡言，每天闷头开轻摩送花，没想到好几次他送花过去以后，别人订花的电话又会接踵而至，指名还要阿秋再把花送过去――原来是接收鲜花的女孩子们，现了送花的男孩是个帅哥。甚至还有客户留给他电话号码，想要约他出去吃饭，可是每次都被他拒绝了。冬姐因而特别注意了他，有时也会单独与他聊天，常常一聊就是两三个钟头。晚上花店关门以后，当她一个人清点剩余的货时，秋收也会帮着她留下来干活。因为他的车骑得很稳，有几次她来不及开车去幼儿园接女儿，就让秋收代替自己骑轻摩去。
有天晚上，冬姐刚走出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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