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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黄册房 (第1/3页)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十九,辰时三刻。
台州府衙的后院,比沈知行想象的要小。
穿过那道窄窄的侧门,是一条仅容两人并肩的青砖甬道,两侧是高耸的风火墙,墙头长着几蓬枯草。甬道尽头是一道月洞门,门楣上刻着“清慎勤”三个字,朱漆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胎。
刘典吏在前面走得飞快,矮胖的身子像一只受惊的鸭子,每一步都踩得青砖笃笃响。沈知行跟在后面,努力让自己的步子显得从容一些,但破布鞋踩在砖上几乎没有声音。
“你叫沈知行?”刘典吏头也不回地问。
“是。”
“沈存义的儿子?”
“是。”
刘典吏的脚步顿了一瞬,然后又恢复了速度,声音压低了几分:“你爹的事……我听说过。张三省那笔账,不是你能翻的。”
沈知行没有接话。
刘典吏也不再说什么,穿过月洞门,进了一个不大的院子。院中两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半个天空,漏下来的阳光碎成一片一片。正对着院门的是一排灰砖平房,房檐下挂着几块木牌,写着“户房”“粮科”“税科”“黄册科”等字样。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纸张和墨汁混合的气味,还有淡淡的霉味。
户房的值房里,已经坐了四五个人。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穿着青灰色的盘领衫,腰间系着牛皮束带,桌上堆满了账簿和文书。看到刘典吏领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进来,几个人同时抬起头,目光里带着不同程度的警惕和好奇。
刘典吏挥了挥手:“都忙自己的去。”
然后他推开了最里面一间小房的门,侧身让沈知行进去。
这间房只有一丈见方,没有窗户,全靠一盏油灯照明。三面墙前都堆着半人高的卷宗,用牛皮纸包着,上面贴着标签——“嘉靖二十九年黄册底稿”“嘉靖三十年秋粮征收册”“台州卫军屯清册”……地上还有几摞散落的,积了厚厚的灰。
“坐。”刘典吏指了指角落里一张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凳子,自己在对面一张稍好的椅子上坐下,把那本《赋役核算简法》拍在桌上,开门见山,“你说你能找回那三千两?你连府衙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凭什么?”
沈知行没有立刻回答。他其实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不是怕,是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他所有的筹码都在接下来的几句话里,说错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深吸一口气,才开口道:“刘爷,我凭的不是本事,是您现在的处境。”
刘典吏的眉毛猛地挑了起来。
沈知行继续说,语速不快不慢:“上个月户部下了札子,要各府清查近三年的赋役黄册,十月之前上报。台州府的黄册我也翻过,账面上有三千两百两白银的差额对不上。这三千两百两,说大不大——够买您这条命五次;说小不小——如果户部追查下来,知府大人会把所有责任推到经办人头上。”
刘典吏的脸色变了。
沈知行注意到了,但并没有因此放松。他知道自己正在走钢丝——说得太多会被当成威胁,说得太少又没有说服力。
“我不是来揭短的,”他说,语气诚恳得恰到好处,“我是想来补窟窿的。我爹当年在牢里,翻来覆去只看两样东西——一本《算经》,一本《大明会典》卷二十一赋役篇。我跟他学的,就是算黄册。那种老账本的错误,别人看不出来,我能。”
这当然是假话。沈存义生前确实精通算术,但沈知行真正的“老师”是明代财政史的专业训练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不能说真话——说了也没人信。
刘典吏盯着他看了很久,目光在阴暗中像两把钝刀,没有什么锋芒,但沉甸甸地压人。
“你知道替我把这笔账平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从此是您的人,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沈知行回答得很干脆。
这句话不是真心的。但他知道此刻必须这么说。
刘典吏忽然笑了。那人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肉堆起来,看不出是善意还是冷笑。他从袖子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打开了墙角一只上了锁的木柜,取出一大摞发黄的册子,放在桌上,激起一片灰尘。
“嘉靖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的黄册底稿,还有这两年秋粮、夏税、盐课、商税的所有收支细册。”刘典吏拍了拍那堆册子,尘埃在油灯光中飞舞,“你就在这里看。看完了告诉我,那三千两百两到底能不能找回来。找得回来,我请你吃饭——找不回来……”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清楚。
沈知行点了点头,卷起袖子,开始翻册子。
他没有急着算数,而是先花了半个时辰把所有的册子按时间和类别排好,然后闭上眼睛在脑中勾勒了一个框架:
赋役黄册的本质是人口和土地的登记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对应着真实的农户、田亩和税种。账对不上的原因只有三种——计算错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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