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的一些明末农村形势，可以不看 (第3/3页)
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明代1石米重120斤，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据文献和考古证明，明代1斤约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两。那么，1石就等于120斤×1.5733，约合现在的188.8市斤。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米价涨了。1石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至1两银子之间，
出自网文《明清物价初探》作者不详。
明代地租有分成制、定额制；租率均在50%以上。、、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3石，少者仅1石多。平均以亩产以2石计算，每亩租额至1石2斗或1石3斗，多者达1石5斗，地租率达到60%至70%；每亩收租至1石6半、1石8斗甚至2石的；地租率达到80%至90%，个别的甚至达到100%。《百卷本、中国通史、中国明代经济史》。
[注5]我们在分析明末历史时，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虽然加上其它的经济，会使我们更容易感到所谓几百万两银子，那真是区区几百万两银子。但它却会使文章的观点淹没在太多的史料之中，所以我们只有单拿农业经济来论证观点。
导致帝国经济陷入于危机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出现的越来越高的、越来越普遍的地租。帝国的经济资源，50%以上都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数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庶民地主、缙绅、大商人）；这已足够可怕了，更可怕的还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依靠手中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资源，却是仍肆无忌惮的扩张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上肆意蚕食着政府手中“横征暴敛”来的资源、向下肆意侵蚀着普遍百姓手仅剩的经济资源。
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所占帝国经济资源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才是帝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实际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笔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实际上是所谓“三饷”的二三十倍。
但对此，据说最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恐怕最多也只是含糊其词，谁也不敢对此去深究。如是他们敢那样，实在等于站在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如果他们敢这样做，他们实在是不想在社会上混了。
一个人得罪皇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开口闭口说皇帝“贪财”闹得国将不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敢得罪统治阶级、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那后果可实在太严重了。一个敢大呼这种言论，那肯定是想自绝于人民！
我们常常把明帝国政府的横征暴敛，说成是帝国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泪痕以为这根本说不通，因为帝国政府只要每亩地平均征收20斤米，就可以一年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但明帝国政府最穷凶极恶之时，也从来没有收取过这样重的赋税！
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重，一亩的地平均地租显然已达到了100斤左右、甚至远高于这个数字。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来，明帝国老百姓生活贫困的主要根源，是这种越来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地租造成的。但这种利益，是代表着明帝国（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地主）既得利益集团共同利益的，所以帝国上上下根本没有敢把帝国的危机根源归于此。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普遍农民都拥有自己的田地；那帝国政府所征收的那点税，对老百姓而言是非常小的！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普遍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那普遍农民的生活就不会陷入危机之中。
而换而言之，如果帝国的田地是掌握在分散的自耕农手中，那帝国社会也就没有力量去大规模的偷税、漏税。换而言之，帝国政府的税收就能保证。
但这种观点，在明末永远也不会成为主流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是挑战统治阶级利益的。
所以我们后来对明帝国灭亡的观点，永远只能在地主阶级提供的思想中来回跑，却永远也跑不出个头绪来。换而言之，即使我们喊一千遍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但我们也永远是在用唯心史观在分析历史。再换而言之，好象历史真是某个人、某几个人的能力、道德可以决定的。
帝国的田地百分之**十都已落少地主阶级手中（地主阶级由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构成）。这个阶级对帝国政府构成的侵害，绝不仅仅是少纳税（这只是使政府税收减少）；他们更通过地租的形式把帝国的财富都敛入了自己家中（这使普遍农民终日劳作却无法温饱）；他们还通过手中汇集的强大经济资源，收买、控制官僚集团，使帝国吏治全面败坏。
导致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帝国的地主阶级越来越强大了。帝国政府无力控制它，帝国社会无力制约它；最终导致帝国政府一片财政赤字，帝国社会一片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