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二郑证因

    第四十章 二郑证因 (第1/3页)

    郑证因（1900一1960年）、原名郑汝霈、天津人。早年在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门下学太极拳、又使得一手漂亮的九环大刀，而且曾经公开献艺。后来又为白羽作技击顾问，由郑证因在纸上画出打斗的招式；白羽按图写文。同时也开始学写武侠小说，白羽写《牧野雄风》途中患病，曾由郑证因代笔。后来和白羽分道扬镳，开始自创武侠，40年代为郑证因创作的高峰。他勤于写作，共有武侠小说88部，位居民国旧派武侠小说家作品数量榜首。郑证因被称为“帮会技击派”，其特点一是江湖，一是武功。写江湖则谙熟江湖门道，精通帮会的组织和戒律，在他笔下展开了一个广阔纷坛的江湖世界。写武功则因他本人是武林高手，一一写来，神态逼真。无论内外功夫、长短兵器，施展应用，巧妙谙熟；至于写暗器轻功，更是出神入化。郑证因小说的总体风格，则偏向于粗犷豪放、刚烈火爆，有一江湖豪杰的英雄气。

    与“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社会反讽派”白羽、“奇情推理派”朱贞木、“悲剧侠情派”王度庐共称“北派五大家”。

    20世纪初叶兴起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其诞生正遭逢了一个文体大变革的时代，其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文化基因，都已不可简单地归结于古典侠义英雄的中国传统，也不可简单归结于朗松或安德森“民族一国家”观念的欧风美两。仅仅在30年间，民国通俗小说便迅速经历了从改良主题到浪漫情怀再到人性关切的主体意识变迁，其中蕴含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结。那么。在形式方面，包括文体格局与叙事结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呢？本文指出，民国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形式基因，到40年代初开始形成整合，以郑证因为代表，开启了一个新的武侠小说叙事时代，其影响一直及于新的世纪。

    在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郑证因在民国旧武侠小说中并不非凡知名，他较少运用新文艺的手法，而是在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渐变式创新，和“民俗派”的平江不肖生、赵焕亭、还珠楼主等相比，和“新文艺派”的白羽、王度庐等相比，他更加接近中国传统手法，其文体形式的内在渊源，我们姑且称之为“经典侠义基因”。

    所谓“经典侠义”，是指自《史记》开始经唐人传奇到《水浒传》走向成熟的古典侠义小说形态，司马迁所赞扬的侠，主要是个体的游侠，他们浪迹天边，行侠仗义，恩解怨，形成了侠义文学传统中快意思仇的个体行为方式，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我称之为“恩仇结”。在侠客与流氓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中间人群，即历史上称为江湖的社会形态，从《汉书－酷吏传》的“长安少年”到王符《潜夫论－述赦》里的“洛阳会任之家”，由于他们以武犯禁的行为方式和以群相聚的组织方式，都处于主流体制之外并与主流体制相冲突，他们大多处于地下状态，文学上的表现也直到《水浒传》才浮出水面，他们聚义起事，拉帮结派，纷争江湖，形成了侠义文学传统中英雄争霸的群体行为方式，我称之为“群英会”。这两种行为方式，形成了侠义叙事的典型情节，在《水浒传》中实现了二者的会聚融合，但后来主流体制对侠义伦理的侵入，侠从江湖中走出来之后，就只剩下死亡或者鹰犬的二者择一，进入现代武侠小说之后，这一传统必然出现断裂。30年代白羽和王度庐所构筑的侠义悲剧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再度唤起了经典侠义的悲剧感，这就是40年代初郑证因在“恩仇结”和“英雄会”表面潇洒背后的无奈感，这种感觉一直朦胧地体现于20世纪后期的众多武侠小说之中，在金庸的《鹿鼎记》中达到极致，并最终促成了实质上具有传统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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