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商 贾 (第2/3页)
若有差遣，请只管吩咐下来就是，世平若有半句怨言必遭天谴。”张世平实在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掏心挖肺似得立誓表白一番。
这个尹铭自知，自己的个人魅力还不至于如此无人可挡，而是古代商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商民社会地位可言，尤其是在汉朝，只要发生战争，就将商人与罪犯、倒插门女婿等一同送到边疆去打仗送死。现在，身为贵族甚至是带有皇族血统的自己，竟然对他这个世人鄙视的商民如此客气，怎不让张世平情绪大大的失控呢！
看着眼前情绪激动的张世平，尹铭想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做商人妇’的诗句。从战国起中国的历代君主便推行重本弃末（即重农抑商）的政策，直到明末清初才有一个黄宗羲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认为工商业和农业都是经济之本，能生产大量财富，从而提出农商皆本之说。
古人有句话说‘商人重利而轻离别’，在那个年代包括后世的商人都是非常辛苦的，到处奔波，而且古代的交通也不如后世那般发达，所以一行商便是长年在外，是以没有谁愿意将自家的闺女嫁给商人，嫁给了商人的女人就像是守活寡。
汉朝从刘邦开始就对商人没什么好感，三番五次的颁布限制打击商人政令，这些政策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汉朝初年，当时社会刚刚经历战乱，物资奇缺，商人屯积居奇是不利于政府统治的。其实，世界各国在同样的情形下都会采取相似的政策，除非他们不太长久的统治。
西汉更是一向的采取抑商政策，由于刚刚建国需要恢复社会经济，鼓励国人重农，到文景之治的时期虽然出现了商人经营致富的交通王侯，势力超过官吏者，不过，在法律上商人仍然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汉朝文帝、景帝之时，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政府对商人的限制有了很大的放松，但是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社会上抑制商人尤其是不法商人的气氛依然很浓厚，当时经商的人大多是社会的低层，有钱人并不经商，而是让其仆人或奴隶来经商，例如眼前的甄逸就是一个。
汉武帝亲政后，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那时的儒家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儒家了，而是与法家和阴阳家合流以后的儒家。此时的儒家已杂糅了许多法家和阴阳家的理论，这种儒家学说将汉朝初期重农抑商的政策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使汉初重农抑商的政策有了理论的依据。原始儒家对经商还是持相当赞同态度的，孔子的学生当中就有好几个商业奇才，如子贡。事实上孔子本人是认为，只要有利于民生的就应当鼓励，不存在重这个轻哪个的问题。
尽管如此，抑商的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算缗等政策均是针对商人大贾，军事出征时也往往征调商人组军。
纵观整个汉朝，在其历代皇帝执政中，政府只要遇到战争什么的，就要商人与罪犯、倒插门女婿等一起到边疆打仗送死。这整个汉代历史中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汉武帝最喜欢干这种事的。
但是商人的破产代之以官商的出现，西汉后期，官僚经商成风，这些拥有势力的官僚、外戚不比普通商人那么容易打压，朝廷也往往采取放任政策。因此，西汉晚期，众多富商豪强重新出现。这些豪强，不但拥资数万，而且从事土地兼并，往往成为独霸一方的实力雄厚的豪强地主。
东汉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众多豪强地主的辅助，光武帝刘秀本身就经过商，因此对商业并不像西汉那样抑制。东汉政府对商人一向放任，盐铁也已重回到私人经营的老路上，全国出现了众多繁华的商业城市。
东汉的豪强巨富同时也往往是士族大阀兼大官僚，他们不但身家巨亿，而且权势熏天，他们参与政事、自养门客，地位早与西汉时期的商人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许多豪强自家的庄园往往就是一个工农商兼具的小社会，东汉末年豪雄四起决不是偶然的。
但即便如此，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变。
尹铭曾经读过许多，有关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何如此低下的文章，其实说白了都是统治阶级刻意贬低的，原由何在，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三点：其一是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均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的关心百姓的衣食温饱以及王朝的稳定，但更重要的是赋税和统治的方便性。封建王朝的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修河、建陵甚至戍边等等。
税赋的方便收取，劳役的便于支派，则在于百姓驻地的固定性和良顺的性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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