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第五十一章 高升村蹲点

    第八卷第五十一章 高升村蹲点 (第1/3页)

第八卷第五十一章高升蹲点

    一九八七年政府几次执法行动中，暴露了多头执法出现的一方面互相“打架”，众人争吃唐僧肉，另一方面互相推诿而出现“真空地带”等弊病，弄得县长们忙于协调之中耗费行政资源。谭仲池约谈了萧光明，与之探讨一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新情况，新方法，综合北京,广州，长沙等地的经验，拟组建城市管理委员会，由公安、工商、建设、规划、环保、环卫、绿化、交通九个职能局（科）组成，常务副县长任城管委主任，公安、工商、建设、交通的正职为副主任。下设常年办事机构—浏阳县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正科，简称城管办），调一名知识面广、综合素质较高又能为理事单位公推认可的同志担任城管委专职常务副主任兼城管办主任。谭县长决定组建城管委和城管办的工作由萧光明担纲进行。

    五月四日，县人犬常务委员会主任罗昌明，县委组织部部长罗谟明，副县长高国仕以及萧光明等人历时七天，驱车前往广州、长沙等地考察归来，在四大班子领导决策会上，由高副县长汇报了广州、长沙等地有关经验；由萧光明就组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常设机构－城管委办公室，以及它的行政执法队伍—城管委行政执法大队的方案进行了汇报。汇报中，萧光明对由谭县长首肯的执法大队的性质临时作了修正。一方面，既保持了原来广州、长沙模式；另一方面又临时增加了“城市管理警察大队”的模式。他着重指出：如课将这支执法队伍定编为警察系列，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执法主体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瘕疵。但又区别于治安、刑侦、经保等警种，而是由城管委直接指挥的行政综合执法警察。如长沙市公共汔车交通公司就设置了“城市管理警察支队”，可惜它隶属于公安和公交双重管理，仅专事公共交通方面的违法犯罪活动。我们在警种上可以借鉴这种模式，但在执法中要向广谱的综合的领域拓展延伸，由县、市长直接指诨的行政综合执法警察，能够迅速有效的解决执法力度不强，权威不够、多头重复执法以及暴力抗法等问题。使之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减少了过往多头执法产生的种种弊病，克服了以往单独执法中存在执法力度和宽度上存在的问题，最大化的降低了联合执法的成本，节约了行政资源。萧光明的观点，谭仲池深为赞赏，认为这是执法主体上的进步，但他也有一点担忧，即重蹈长沙市城市管理警察支队的覆辄，最终成为专管公交的专门警种，有勃于设立城市管理警察支队的初衷。萧光明这种临时的改变，使分管政法工作的高副县长有些不满，他认为未经领导集体研究擅自抛出新的方案，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自高自大的表现。为了阻止萧光明这一方案获得主要领导的支持，他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光明同志刚才的方案还是讨论稿，请四大班子认真推敲，也欢迎再提出新的模式，总之，组建个新单位，制定一个新法规，要几上几下，反复论证推敲，尽量使其合理合法，尽善尽美。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执法队伍的性质上领导们尚未统一之时，又一个惊雷在萧光明头上炸响。

    “萧大夫，邹书记的意见，既然城管办目前管辖的重点是县城，哪就应该让城关镇政府有主导权。所以宜以镇政府为主，城管办接受城管委和城关镇双层领导。谭老板以你不能接受为由，拒绝了邹书记的意见。你难道愿意看刭一二号之间因为你的缘故而产生分歧吗？”高国仕不无担忧的说。

    “上次联席会议上，一号并没有提出异议，为什么突然作出这样重大的改变呢？”萧问道。

    “据说组织部副部长伍颂椒要调任城关镇镇长，他有了这个机构和队伍，自然便于在短期内改变县城脏、乱、差玟现状，为他的政途上交出第一份合格的答卷。您知遒伍有何背景吗？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嘛。”

    “高副县长，我才不管姓邹还是姓谭，我要找一号说明我反对的理由。怎么能把公事当作私事呢？”萧光明有些激动了，铁青着脸挂满了怒气。

    “您不是要害二号吧？您一兴师问罪，一号就能改弦易辙？幼稚啊，老兄。人家还以为是二号指使你去发难，今后他俩还怎么配合？冷静一点好吗？算我小老弟求您了。”高国仕维护一二把手之间的平衡，使萧光明深受感动。他，望着高国仕铁青色的脸，心软了，心痛了，朝他歉意的点了点头。

    “老大哥，这就算完了？去向谭老板（即谭县长，他的几个朋友之间的戏称）表个态嘛，归谁管不都是一样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如果您顶到底，人家还以为你是争级别呢？”高国仕这句话倒是刺中了要害，萧光明既不能看到二号因为自已而与一号产生隔阂，也不能为自已留一个争级别的骂名。

    “好，我就去找二号表明态度，只要有利于工作和团结，作些局部的改变，我不再反对。”

    其实，萧光明也清楚，一旦与城关镇沾上了边，有些事情反倒好办得多。因为乡镇一级政府大都与“土皇帝”划上等号，作为同一级别的科局之间，人家可能不买你城管办的帐，但他决不敢得罪城关镇政府，因为爱国卫生，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升学就业，户口进出等等都在人家手里攥着哩，你敢得罪他？更何况分管政法、城市管理的副镇政张健是位敢于仗义执言，办事认真的人，萧光明与他配合非常默契。几个回合下来，县城的市容市貌，环境卫生，文明秩序大为改观，这笔帐自然记在领导有方的镇长伍颂椒名下。

    组建城管办之初，高国仕曾问萧光明有何特殊要求？萧光明答曰：“我只带彭庆凯足矣。”

    彭庆凯何许人也？潇光明怎么如此看重？

    此人系土生土长的浏阳县城关镇人氏，1939年出生，年长萧光明两岁，长的五大三粗，体格健壮，能文能文，不畏强权，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正义感，是位想做事，会做事而且能做大事的哪种人。说到这里，有一段啼笑皆非但又撕肝裂肺的故事不得不说，从这里可以看出萧光明之所以重用彭庆凯的原因所在。

    1959年的下学期，大跃进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的恶果己经彰显，本为一方净土的学校也被波及。正在长身体的彭庆凯与宁乡中师的其他同学一样，从敞开供给一下子缩减为定量供应，学生每月口粮定量为30市斤，食油为半斤，其他如肉、禽、蛋、奶、豆腐等均需凭票供应。从此学生们饥肠漉漉，度日如年。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实在难耐寒夜饥饿，彭庆凯这个寝室里有两个饭量大的同学，因饿的血糖过低而昏倒在晚自习的教室里，众人慌了手脚，彭庆凯指挥大家将两位昏倒的同学抬回寝室，自已单身外出，不一会抱回了两棵大白菜，招呼同学们洗净切碎，支起几口土砖，用脸盆当锅将大的菜煮了起来。他郑重其事地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作贼，偷了老百姓两颗大白菜，只为救同学，不得已而为之。这锅汤，对病人是救命仙汤，对我们是穿肠毒药。今后谁也不许重蹈覆辙！”说罢，他们虽然个个饿的肚子咕咕作响，除了喂病人外，他们居然连一口也没有品尝。事后，他将此事投稿到《新湖南报》，建议提高学生定量标准。谁知此稿被转往宁乡县政府酌情解决，殊不知当地政要以“该学生不赞好人好事，专挑社会矛盾，应予认真对待！”校方接到退稿和批示后，学校当局内唯上唯权者大为光火，连呼“这还了得！”一个即将为人师表的学生，竞然不打招呼就向舆论界反映本校事件，暴露社会阴暗面，决定……

    于是，班主任找他谈话，教导主任找他做工作，校长再三劝诫，让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检讨、承认错误，以免影响毕业分配。性格倔犟的地声称自己何错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死也不肯违心作检讨，讲假话。在当地政府的压力下，校长不得不听从唯上书记的意见，将彭庆凯送去“劳动教养。以致一个坚持讲真话，品德高尚的高材生被打入谷底。二十年来，靠体力糊口，过着最底层的生活，辗转流浪，最终返回故土，在环卫所找了一个城里人谁都嗤之以鼻的吃饭——当一名收集粪便的清粪工人。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虽经几十年风吹雨打，尝尽人间千辛万苦，但身上一颗善良之心，一股正义之气却完好如初，而且日臻成熟。萧光明去环卫所后，发现这位工人任劳任怨，踏实可靠，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完成任务后总是躲在宿舍里听优美旋律的民歌民乐，什么打牌等放纵的事一概避而远之。更为难得的是他所负责的地段，不少鳏寡孤独的老人视他如亲人，节日喜庆争先来环卫所邀请彭庆凯去作客；被视为“结筋之最”（结筋者浏阳方言也，谓鸡蛋里面挑骨头之意，也有病入筋骨，不在皮表之说，亦谓难治。）一年内换了五位责任清粪工，最长的干了三个月，最短的干了四十三天，为何？人家或埋怨清粪不及时；或指责服务态度不佳；更有离奇的称这位工人举止不雅，影响我文明窗口单位的文明形象…老彭二话不说，主动接过这个烫手的山竽，说也奇怪这个“癞痢头”到了彭庆凯手里，一个季度过去了，所长再也没有接到过院长的投诉电话。半年后，人民医院后勤科还送来了一封感谢信，表扬彭庆凯在清洗粪池中将打捞出来贵重物品悉数上交医院处理，如三只金介指，一个皮夹等。年终，该院一位副院长送到了一面锦旗，对环卫所派彭庆凯参与医院的文明建设取得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并授予彭庆凯为医院的先进个人、荣誉职工的光荣称号；什么难办的事，什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到了他手里就不劳你再操心，见招拆招，知难而上，最后十有八九都能迎刃而解。即令剩下十之一二的，最难啃的“硬骨头”，他也不会挂免牌；他有一句口头禅：“既有王屋山，就有老愚公”他不光会“挖山不止”的“愚挖”，还会“斧底抽薪”般的“智取”，因此，几乎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只是时间,机遇最后水到渠成而己。靠的是什么？坚强信念加智慧加毅力。萧光明相信自己的眼睛，几次与他深度交谈后，便为他人的聪明才智和道德品质所吸引，觉得他才真是哪种想干事，会干事，而且能成大事的好人才。便力排众议，先升为清粪队队长，后调回所部充当管理人员，最后担任所长助理。公正地说，环卫部门的改革，环卫部门的有偿服务，环卫部门社会地位的崛起，起码在全省范围内，浏阳环卫是处于排头兵的位置。而浏阳环卫部门的有功之臣，自然是萧光明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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