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第二十四章 (第2/3页)
工资自然没有问题。到了1960年，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从7月份起，工资被迫打“白条”（暂发50％），更为令人恐惧的是，业绩来了个急剧下滑，何故？因为在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整整一年的时间内，开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象徐靖华等六位转业来的医生们，对安排非医非药人员，到医疗卫生机构的作法，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是导致收不抵支这一严重效果的主要原因。因此，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剥夺了治病的权利，被安排从事打扫卫生等后勤工作。优秀的医务人员不能上班看病，你说，这个卫生院的业绩能好吗？以致员工们对今后的前途十分担心，现在连工资都保障不了，家庭生活怎么维持？今后如何养老？?
这个卫生院的院长叫刘其昌，原是一个钉马掌的工人，只因他是街道办事处李书记的舅子，又是个党员，平常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就指派他来担任书记兼院长。他带来了秘书、会计、出纳、保管和一个治安员，包括他自己在内，卫生院一下子就增加了六个人的开支，将徐靖华等六位有名旺的医师换下来后，门诊收入急剧下降，工资费用又迅速上升，形成了日不敷出的状态。这个刘其昌便向徐靖华等六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动起了脑筋。首先是降薪，例如，徐靖华，姚素琴，张延阶，鲁江南四人均是少校军医转业，工薪为128元／月，甘蔓，陈翠芝为中尉转业，工薪为82．50元／月，刘其昌将徐靖华等四人每月降为64元，甘曼等二人降为42元。后来，干脆每人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徐靖华等人自然不服，便去市卫生局，人事局，财政局。上面答复，他们的工资一分未少地按月拨给了光明桥卫生院，卫生院无权克扣员工工资。刘其昌为此受到了质疑，他恼羞成怒，诬陷他们六个右倾分子，对抗领导，将徐靖华打成首要分子，联合派出所，拟送劳动教养。李靖毕被逼走投无路，只得服安眠药自尽。刘见李自杀，一摸全身冰凉，似乎没有了呼吸，便由一青年医师填写了死亡证，向派出所报案，称徐畏罪自杀。派出所见医院报案，又有死亡证为凭，以为必死无疑。既然畏罪自杀，同意现场批斗，以示自绝于人民的下场。谁知荒唐至极，不仅未死不予抢救，而且绝灭人性，鞭尸示众，自知难辞其咎，所长和指导员便向分局自首。
且说小买买提，萧光明二人，将刘其昌交由市卫生局医政科去处理后，便专心致志沉入课题调研中。十天后，两篇调研材料均己脱稿。第一篇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状和出路”中着重指出，改变沿革时代新疆医疗、防疫不分家的弊端，在县（团，场）级建立卫生防疫站。配备、充实防疫、医疗两套班子；加强两个队伍的建设，制订和完善两个部门的规章制度，提升防疫部门的作用；建立和发挥消，杀，灭专业队伍，开展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医疗卫生运动；开展卫生防疫行政执法，确保人民身心健康。根据这一意见，改变了原来县级不设专职防疫卫生部门的惯例（原县级人民医院设立消杀灭科，必要时县卫生科可以抽调使用）。新设的卫生防疫站为县卫生科的二级机构，专司公共卫生，饮食卫生的监督，流行病、传染病以及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控和防治，代表政府对上述职权范围内的行政执法。
第二篇关于“当前基层卫生院存在问题和出路”，调研者开宗明义的指出，他们对乌市区所辖38家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卫生院，全面进行了调查。调查面为100％，调查指标为十二项，只要从几个指标中就可以得出结论。例如：从第一项经济指标中的盈余亏损比例，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38家卫生院，收支相抵，盈余的仅一家，为2．63％。亏损的37家，为97．37％。导致亏损的原因，从列表中可以看出：亏损医院的非医非药人员占医疗技术人员的比重如光明桥卫生院为31．58％，最为严重的木栅卫生院为39．0％，而略有盈余的洪光坪卫生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