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五） (第2/3页)
地方留占的两税大约占三分之二左右。建中时“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这只是钱额，另外还有米麦外费一千四百万斛，京师二百万斛。按照元和时“国计簿’的数宇，全国总额是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各种榷税收入皆在其内。文宗时王彦威作《供军图》说全国收入三千五百余万，恐怕就是根据“国计簿”。王彦威分析兵费在全国财政中的比重说：
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椅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夭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兰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
王彦威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三分之二。一是留州留使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供为三分之一。二是供军费用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他开支仅占三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总的情况，就各镇的情况而言，则不尽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云：“其涪州缘属荆南，有供荆南节度钱二千四百贯，今随本州割还黔府，兼于涪州送省钱三千八百贯文内更取一千五百贯，添赐黔府见将士军资。”这个决定是针对黔中遭水灾，军资不济的情况作出的。涪州从荆南割属黔中，其原送使钱二千四百贯增加一千五百贯，为三千九百贯，同时其上供钱则从原来的三千八百贯减少一千五百贯，为二千四百贯；留州部分不变。上供与送使的比例从1。6：1变成1：1。7。
而《吴地记》所载苏州的情况则有不同，上供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贯，留州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贯，送使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九贯，总额为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约是44%：28%：28%。可见南方上供数额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几乎占一半，远远高于北方藩镇。当然这也说明江南作为唐廷的“钱袋子”由来已久、名副其实。
而营田则是方镇两税收入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唐代藩镇营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营田所得可抵预算中的本镇军资或度支所拨衣粮，如大和三年（829）五月中书门下奏称，观察使若上陈刺史政迹，“须指实而言”、“如称营田课则所效，须云本合得若干万石，在任已来加若干万石。其所配斛斗便请准数落下，支所供本道本军斛斗数。如不是供本军本道解斗，则申所司收管支遣，以凭考核。”于此可见营田收入要么抵充军粮，要么申报有司收管。对于这类xìng质的营田，落镇是没有热心的。他们认为：“疲兵于陇亩，缓急非所用也。”
另外一种情况下的营田收入可以为地方自己支配。《资治通鉴》有载：“诸将言于秦成防御使李承勋曰：明公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所谓“耕市之利，即指“营田之利”和“关市之利。”秦成防御使军队既“仰给度支’，而又有“耕市之利。”可见其营田收入是完全由本镇支配的。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诏在诸道除边军营田外，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合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疮地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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