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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风起 (第1/3页)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正月十五刚过,黄河滩上的冰就化尽了。陈河生站在村口,看着远处的邙山。山还是青灰色的,但山脚下的麦田已经绿了,一片一片的,像铺了一层绿毯子。风从黄河那边吹过来,不凉了,软软的,带着泥土化冻的气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觉得肺里都是春天的味道。
这个寒假,他在家待了二十天。
二十天里,他帮着大哥干了所有的农活——翻地、施肥、修渠、剪枝。他把每一块地都翻了一遍,把每一棵果树都剪了枝,把每一条水渠都清淤疏通。大哥说:“你歇歇吧,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他说:“我在学校坐着,活动活动好。”
但真正让他觉得累的,不是地里的活,是家里的事。
腊月二十六那天,大哥在工地上出了事。一根钢管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砸在大哥的腿上。幸亏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钢管只擦了一下,没砸实。但大哥的腿还是肿了,青紫了一大片,走路一瘸一拐的。
河生赶到镇卫生院的时候,大哥正躺在病床上,腿上缠着绷带。看见他进来,大哥笑了笑:“没事,皮外伤。”
“哥——”
“真没事。大夫说了,歇几天就好。”
河生看着大哥的腿,又看着大哥的脸。大哥的脸黑红黑红的,皱纹比去年多了,头发也比去年白了。他的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他穿着一件旧棉袄,领口磨得发白,袖口开了线,棉花露出来,灰扑扑的。
“哥,你别去工地了。”河生说。
“不去咋办?一家老小等着吃饭呢。”
“我……我可以在上海打工。我寄钱回来。”
“你打什么工?你是学生,任务是学习。”大哥的语气硬起来,“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好好念你的书,就是对家里最大的帮助。”
河生没说话。他知道大哥说得对。但他心里难受。他在上海,吃得好,穿得好,有书读,有课上。大哥在工地上,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挣十几块钱,还要养活一家四口。他觉得自己欠大哥的,欠太多了。
大哥在医院住了三天,腊月二十九出院回家。除夕那天,大哥的腿还肿着,但他还是起来贴春联、挂灯笼、包饺子。他坐在板凳上,把饺子皮摊在手心里,放馅,捏边,一个一个地包。他的手很巧,包出来的饺子像元宝,鼓鼓的,齐齐地摆在案板上。
“哥,你歇着吧,我来包。”河生说。
“你包不好。你包的饺子,一煮就破。”
河生不服气,也拿起一张皮,放馅,捏边。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的,站都站不稳。大哥看了,笑了:“你看,我说了吧。”
嫂子在灶台上烧火,母亲在剁馅,陈冉在地上跑来跑去,抓着什么都往嘴里塞。屋子里热气腾腾的,饺子馅的香味、柴火的烟味、还有鞭炮的火药味混在一起,暖烘烘的。
河生坐在大哥旁边,学着他的样子包饺子。包了几个,慢慢像样了。大哥看了看,点点头:“行,能学了。”
除夕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大哥喝了两杯酒,脸红了,话多了。他讲工地上的事,讲村里的事,讲陈冉的事。他说陈冉会叫爷爷了——对着父亲的遗像叫的。他说村里要修路了,柏油路,直通洛阳。他说县里要建开发区了,就在镇东边,以后会有工厂、有超市、有学校。
“河生,”大哥忽然说,“你说,将来陈冉能考上大学不?”
“能。”河生说。
“你怎么知道?”
“她是咱陈家的孩子。”
大哥笑了,端起酒杯:“对,咱陈家的孩子。来,干了。”
河生也端起酒杯,跟大哥碰了一下。酒是劣质的白酒,辣嗓子,但喝下去以后,肚子里暖暖的。
那天晚上,河生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鞭炮声。鞭炮声一阵一阵的,远远近近的,像夏天的雷,从东边滚到西边,又从西边滚回来。他想起去年的除夕,他在上海的宿舍里,一个人听着鞭炮声,想着家。现在他在家里,听着鞭炮声,想着上海。
他想,这就是人生。你在一个地方,想着另一个地方。你到了另一个地方,又想着原来的地方。你永远在走,永远在想,永远不满足。
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凉凉的,慢慢变暖。他攥着铃铛,闭上眼睛。
正月初三,河生去镇上看了林雨燕。
林雨燕家在县电厂家属院,还是那两间平房,还是那个院子,还是那棵葡萄架。葡萄架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几片枯叶。院子里的地扫得很干净,墙角堆着几捆大葱,窗台上晒着几串红辣椒。
林雨燕在门口等他。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扎着一条马尾辫,脸被冷风吹得红扑扑的。看见他,她笑了,眼睛弯弯的。
“陈河生!你来了!”
“嗯。”
“进来,快进来。外面冷。”
他跟着她进了屋。屋里生着炉子,暖烘烘的。她妈在厨房里忙活,听见声音探出头来:“河生来了?坐,坐,饭马上好。”
“阿姨好。”河生说。
“好,好。你坐,别客气。”
林雨燕拉着他在沙发上坐下,给他倒了杯热水。水很烫,他端着杯子,手心热热的。
“你瘦了。”她说。
“你也瘦了。”
“我哪有?我胖了。”她摸了摸脸,“学校伙食好,我胖了五斤。”
“看不出来。”
“你骗人。”她笑了,眼睛亮亮的。
两个人聊了很多。聊学校的事,聊学习的事,聊家里的事。她说她这学期考了班级第六,比上学期进步了。她说她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开始写一些东西。她说她寒假去洛阳看了高中老师,周老师退休了,身体不太好。
“周老师问起你了。”她说,“我说你在上海交大,学船舶工程。他说,好,好,那孩子有出息。”
河生低下头,没说话。他想起周老师,想起那个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的老头。想起他说的“好好学,将来考大学”。想起他送的《平凡的世界》。想起他站在校门口,看着他们离开的样子。
“等放假了,我去看他。”河生说。
吃完饭,两个人去街上走了走。镇上的街道变了,比以前宽了,铺了柏油,两边多了很多商店。有一家新开的超市,里面灯火通明的,货架上摆满了东西。有一家手机店,橱窗里摆着几部手机,大大的,黑黑的,像砖头。有一家快餐店,门口挂着一个大招牌,写着“肯德基”三个字,下面还有一行英文字母。
“肯德基?”河生看了看,“这儿也有肯德基?”
“假的。”林雨燕笑了,“是本地人开的,卖炸鸡。但味道还行。你吃过没?”
“没。”
“那走,我请你。”
两个人走进那家店,要了两份炸鸡、两杯可乐。炸鸡是裹了面粉炸的,外焦里嫩,洒了辣椒粉和孜然粉。可乐是瓶装的,倒进纸杯里,冒着气泡。河生咬了一口炸鸡,觉得味道有点怪,但也不难吃。
“好吃吗?”林雨燕问。
“还行。”
“你什么都还行。”她笑了,“说个好听的不行吗?”
河生想了想,说:“好吃。”
她笑得更开心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河生看着她,忽然觉得,她比高中时好看了。不是那种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好看,是慢慢长出来的好看。像一棵树,春天发芽,夏天长叶,秋天结果,一年比一年茂盛。
“你看什么?”她发现他在看她,脸红了。
“没看什么。”
“你肯定在看什么。”她低下头,喝了一口可乐。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店里放着音乐,是邓丽君的歌,甜甜的,软软的。河生听着,忽然想起母亲。母亲也喜欢邓丽君,但她不会唱,只会哼哼。他小时候听过母亲哼哼,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歌,现在知道了,是《甜蜜蜜》。
“陈河生,”林雨燕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毕业了,在哪儿工作?”
“不知道。可能在船厂,可能在研究所。”
“会在上海吗?”
“可能吧。”
“那你以后……就不回来了?”
河生看着她。她的眼睛亮亮的,但有一点红。他说:“会回来的。我妈在这儿,我哥在这儿,你在这儿。”
她低下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笑了:“你说得对。你妈在这儿,你哥在这儿,我在这儿。你肯定会回来的。”
她伸出手,握了一下他的手。她的手很软,很暖。然后她松开手,站起来:“走吧,天快黑了。”
两个人走出店,走在街上。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像一团燃烧的火。街上的灯亮了,一盏一盏的,昏黄黄的,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林雨燕走在他旁边,肩膀挨着肩膀。他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是肥皂的味道,还有洗发水的味道。
“陈河生,”她说,“你回上海以后,给我写信。”
“好。”
“别太累了,注意身体。”
“好。”
“放假了,就回来。”
“好。”
她停下来,看着他。路灯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亮的,像有星星在里面。她忽然踮起脚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很快,像蜻蜓点水,然后她转身跑了。
河生站在那儿,摸着被亲过的地方,脸上热热的。他看着她跑远,红棉袄在路灯下像一团火,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
他转过身,往村里走。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照得路面发白。他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个铜铃。铃铛温温的,像她的嘴唇的温度。
正月初六,河生要回上海了。
母亲又给他准备了一大包东西:干枣、花生、红薯干、辣椒酱,还有一双新棉鞋。千层底的,里面絮了棉花,暖和得很。
“到了上海,别舍不得吃。”母亲说。
“嗯。”
“好好学习,别给咱家丢人。”
“嗯。”
“天冷了多穿点,上海冬天也冷。”
“嗯。”
“放假了就回来。”
“嗯。”
母亲说着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她转过身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转过来,笑了:“走吧,别误了车。”
大哥送他去洛阳火车站。还是那辆破自行车,还是那条土路。但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宽了,平了。路两边多了很多新房子,有的是两层的,有的是三层的,有的还贴着瓷砖,在阳光下亮闪闪的。
“哥,你的腿好了吗?”
“好了。早好了。”
“你别去工地了。找个轻一点的活。”
“没事。工地上挣钱多。”
“哥——”
“别说了。”大哥打断他,“你好好念书,就是对家里最大的帮助。”
到了镇上,大哥把车子停下来,从兜里掏出几张钱,塞给河生。“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哥,我有钱。”
“拿着。”大哥把钱塞进他兜里,“你在上海花销大,别省着。”
河生看着大哥。大哥的脸黑红黑红的,皱纹比去年多了,头发也比去年白了。他的手很粗,指甲缝里嵌着泥,手背上有几道新疤。
“哥,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没事,我结实。”大哥拍拍胸脯。
车来了。河生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摇下车窗,看着大哥。大哥站在路边,朝他挥挥手。他也挥手。车开了,大哥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尘土里。
他把头缩回来,靠在座椅上。窗外,田野往后退,村庄往后退,山往后退。他看见一条河,宽宽的,浑黄浑黄的。黄河。他盯着那条河,看着它慢慢往后,慢慢变小,最后变成一个线,消失在天边。
他把手伸进兜里,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在他手心里,温温的。窗外,田野继续往后退,往后退。火车往东开,往上海开。往那个他在那里扎根的地方开。
二
二月下旬,新学期开始了。
河生提前两天返校。他还是坐硬座,二十多个小时,到上海的时候是凌晨。他还是坐15路公交车,在徐家汇下车,走进校园。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但枝条上已经鼓起了芽苞,小小的,嫩绿的,像一个个小疙瘩。草坪上有了绿色,枯黄的草下面,新草冒出来了,细细的,软软的。
宿舍里还是他第一个到。他打扫了卫生,擦了桌子,拖了地。然后从旅行袋里掏出母亲给准备的东西:干枣、花生、红薯干、辣椒酱、新棉鞋。他把干枣和花生放在桌上,把辣椒酱放在窗台上,把棉鞋放在床底下。
然后他坐在床上,拿出日记本,写了几行字: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返校。上海,晴。
寒假回家了。见了妈,哥,嫂子,陈冉。见了林雨燕。她亲了我一下。在脸上。很轻。
这学期,我要考第一。
他合上本子,放在枕头底下。
室友们陆续回来了。刘建国还是那个大编织袋,红薯、花生、核桃、柿子醋。赵磊还是那个大行李箱,果脯、茯苓夹饼、驴打滚、稻香村点心。张伟还是那个大蛇皮袋,带鱼、黄鱼、虾干、紫菜、蛏干。陈志远还是那个双肩包,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还有那台笔记本电脑。
“河生,你寒假干啥了?”赵磊问。
“干活。种地。”
“种地?”赵磊瞪大眼睛,“你还会种地?”
“废话。我是农民的儿子。”
赵磊看了看自己的手,白白胖胖的,一个茧子都没有。他叹了口气:“我跟你们比,简直是废物。”
“你不是废物,”河生说,“你只是不会种地。”
“那我会啥?”
“你会吃。”
大家都笑了。
第一周的课,河生就觉得这学期比上学期更难了。
课表上多了几门专业课:船舶阻力、船舶推进、船舶振动、船舶设计原理。每一门都是核心课,每一门都很重要。孟教授讲船舶阻力,从理论基础讲起,讲到实际应用。他讲得很快,板书一擦就没,河生拼命记笔记,手都酸了。
“船舶阻力,”孟教授站在讲台上,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是船舶设计中最基础的问题。你设计的船,能跑多快?要装多大的发动机?要烧多少油?这些都由阻力决定。阻力算不准,船就设计不好。船设计不好,就开不快。开不快,就追不上敌人。追不上敌人,就打不赢。打不赢,国家就危险。”
教室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河生盯着黑板上的公式,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阻力,速度,动力,燃料,航程,战斗力。每一个参数都跟国家的安全有关。他忽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
课后,他去找孟教授。
“孟老师,船舶阻力的计算,有很多经验公式。这些公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用这些公式?有没有理论推导?”
孟教授看了他一眼,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这本。船舶阻力理论,英文的。你看得懂吗?”
河生接过来,翻了翻。全是英文,但比上学期的书简单一些。他已经习惯了看英文专业书,虽然慢,但能看懂。
“看得懂。”
“那好。看完以后,写一个读书报告。五千字。一个月后交。”
“好。”
河生抱着书回到宿舍。赵磊看见了,说:“操,又是英文的?孟教授是不是跟你有仇?”
“不是。他是想让我多学点。”
“多学点?你已经是第三名了,还要多学点?”
“第三名不够。”
“那你要第几?”
“第一。”
赵磊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拼了。小心累出病来。”
河生没说话。他知道自己不会累出病来。他从小就在地里干活,什么苦没吃过?这点累,不算什么。
三
三月中旬,东南方向局势骤然紧张。
学校的广播里每天都有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福建区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导弹部队在福建沿海部署,空军在东南沿海进行实战演练。美国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靠近海峡海域,声称要“观察局势”,……。
校园里的气氛变了。食堂里、教室里、宿舍里,到处都有人在议论。有人说要打仗了,有人说不会打,有人说打就打谁怕谁。赵磊很激动,说:“打!打他妈的!干死侵略者!”张伟说:“你别激动,打起来你上不上?”赵磊说:“上!怎么不上?我是中国人!”
河生没有说话。他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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