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归乡 (第3/3页)
“想啊。我一直想当老师。回洛阳，找个中学，教数学。你呢？你以后想干什么？”
河生想了想。他想起孟教授的话，想起方卫国的话，想起自己心里那个模模糊糊的念头。他说：“我想造大船。”
“大船？”
“嗯。很大的船。能出海的那种。”
林雨燕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笑了：“你肯定行。”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做什么都行。”她说，“你从河南考到上海，从农村走到城市，从黄河边走到黄浦江边。你走了这么远，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河生没说话。他看着黄河，看着河水向东流。他想，也许她说得对。也许他真的能造大船。也许他真的能走得更远。
两个人在河滩上坐了很久。太阳慢慢升到头顶，晒得河滩上热烘烘的。林雨燕把伞撑开，遮住两个人。伞很小，两个人挤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河生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是肥皂的味道，还有阳光的味道。
“陈河生，”她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咱们会分开？”
“想过。”
“你不怕吗？”
“怕。”
“那你还走？”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些路，不走不行。”
林雨燕没说话。她低着头，看着脚下的沙。沙很细，很白，在阳光下闪着光。她用手指在沙上画了一个圈，又在圈里画了一个点。
“我知道。”她说，声音很轻，“你得走。你得去更远的地方。你不能留在这儿。你要是留在这儿，就不是你了。”
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有点红，但没有哭。她笑了，笑得很轻。
“那你走吧，”她说，“我在这儿等你。不管你去多远，我都在这儿等你。”
河生看着她，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黄河的水，在胸口涌动，浑浊的，滚烫的。他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是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软，很暖。她的手心里有汗，湿湿的。他握着她的手，握了很久。她没有抽回去，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坐着，看着黄河，看着河水向东流。
太阳慢慢偏西了。河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了红色。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草的味道。
“走吧，”林雨燕站起来，“我该去坐车了。”
河生也站起来。两个人沿着河滩往回走。走到坡顶上，林雨燕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黄河。
“好看。”她说，“以后我还会来的。”
河生点点头。
两个人往镇上走。一路上，他们都没怎么说话。太阳在他们身后，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前面的路上，一前一后，像两个在走路的人。
到了长途车站，车已经在等了。林雨燕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摇下车窗，看着他。
“陈河生，”她说，“你回上海以后，给我写信。”
“好。”
“别太累了，注意身体。”
“好。”
“放假了，就回来。”
“好。”
她看着他，忽然伸出手，握了一下他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软，那么暖。然后她松开手，车开了。
车慢慢开走。林雨燕从车窗里伸出头，朝他挥手。他也挥手。车越开越远，转过街角，看不见了。
他站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来，热乎乎的，带着尘土的味道。他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个铜铃。铃铛温温的，像她的手的温度。
他转身，往村里走。太阳在他身后，把影子投在前面，长长的，斜斜的。
六
河生在家待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他帮大哥干了不少活。玉米地里锄草，红薯地里翻秧，菜园里浇水。他干得很起劲，好像要把在上海攒了一年的力气都用完。大哥说：“你别干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歇歇。”他说：“我在学校也坐着，活动活动好。”
他每天早上跟母亲一起起床。母亲五点就起来了，喂鸡、做饭、扫院子。他起来以后，先去挑水。村里还没通自来水，吃水要到村口的井里挑。他挑着两只铁桶，走两趟，把水缸灌满。然后吃早饭，下地干活。中午回来，睡一会儿，下午接着干。晚上吃完饭，坐在院子里乘凉，跟母亲说话。
母亲问他上海的事。他讲学校，讲宿舍，讲图书馆，讲食堂。母亲听得很认真，不时问一句：“食堂的饭贵不贵？”“上海的冬天冷不冷？”“你跟同学处得好不好？”他一一回答。母亲听完，点点头，说：“那就好。”
有一天晚上，母亲忽然问他：“河生，那个林雨燕，是不是你的对象？”
河生愣了一下，脸红了：“不是，就是同学。”
母亲看着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姑娘挺好的。懂事，有礼貌，长得也好看。”
“妈——”
“我不是催你。”母亲说，“我就是说说。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你现在还小，学业要紧。等毕业了，工作了，再找也不晚。”
河生点点头。
那天晚上，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林雨燕，想起她站在黄河边的样子，想起她说的那句“我在这儿等你”。他不知道这算什么。是承诺？是等待？还是只是一句随口说的话？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心里有一个人。不管他在上海，在河南，在什么地方，这个人都在他心里。
他摸了摸枕头底下的东西。铜铃、书签、照片、钢笔、日记本，都在。他把照片拿出来，借着月光看了看。林雨燕的黑白证件照，一寸的，穿着白衬衫，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对着镜头微微笑着。他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七
河生走之前，去了一趟老家的村子。
他一个人去的。骑自行车，从孟津到新安，四十多里地，骑了两个多小时。路不好走，很多地方还是土路，坑坑洼洼的。但他骑得很慢，一边骑一边看。路两边的庄稼、村庄、树木，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多了很多新房子，多了很多小工厂，多了很多广告牌。路也宽了，很多地方铺了柏油，比以前好走多了。
到了石井镇，他下了车，推着走。镇上也变了。多了很多商店，多了很多饭馆，多了很多卖衣服的摊子。街上的人穿得也好看了，不像以前那样灰扑扑的。他推着车走过镇上的那条主街，经过以前常去的那家面馆。面馆还在，但装修过了，换了新招牌，比以前亮堂了。
从镇上到小浪底村，还有十几里地。这条路他太熟了，从小走到大。但现在已经不是土路了，铺了石子，好走多了。路两边种了很多树，杨树、柳树、槐树，都长得很高了。
到了村口，他停下来。
村子没了。
他站在那儿，看着眼前的一切，觉得像在做梦。村子还在那里——不对，村子不在了。房子没了，院子没了，枣树没了，路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水，黄黄的水，在阳光下闪着光。
水面上很平静，偶尔有一阵风吹过来，掀起一层细浪。水边立着一块碑，白色的，上面写着字。他走过去，看了看。碑上写着：小浪底水库移民旧址。下面是一行小字：一九九四年蓄水，淹没区涉及一镇三乡，移民两万余人。
他站在碑前，看了很久。两万余人。他就是其中之一。
他走到水边，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是温的，不凉。他捧起一捧水，看了看。水是浑的，里面有泥沙，有细小的颗粒。他把水洒回去，看着水面上荡开的涟漪。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小时候在黄河滩上挖野菜，想起父亲从黄河里捞树，想起德顺爷坐在黄河边上拉船。想起母亲在院子里纳鞋底，想起大哥骑自行车送他上学，想起林雨燕在食堂门口等他。
这些事，都在这片水底下。
他站起来，沿着水边走了一会儿。水边有很多石头，是以前房子的地基。他认出了一些——那是德顺爷家的位置，那是他们家院子的位置，那是村口老槐树的位置。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看着水面。
水面上有一只水鸟，白色的，在水面上游着，不时把头伸进水里，捉鱼。鸟游得很慢，很悠闲，好像这里从来就是一片水，从来就没有过村子，没有过人，没有过那些事。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被他磨得很光滑了，铜绿色的，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把铃铛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看。铃铛里面，那两个字清清楚楚的：平安。
他把铃铛贴在耳朵上，轻轻摇了摇。叮——很轻，很远。像是德顺爷在说话，像是父亲在说话，像是黄河在说话。
他在水边坐了很久。太阳慢慢偏西了，水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了红色。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草的味道。他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水面，然后转身，骑上自行车，往回走。
骑出很远，他回头看了一眼。水面在夕阳下闪着光，金红金红的，像一河流动的火。他想，这就是他的村子。这就是他的家。不管他走到哪儿，这个家都在这里，在水底下，在他心里。
八
八月下旬，河生要回上海了。
母亲给他准备了一大包东西：干枣、花生、红薯干、辣椒酱，还有一双新布鞋。千层底的，纳得密密实实，是母亲纳了一个月才纳好的。
“到了上海，别舍不得吃。”母亲说。
“嗯。”
“好好学习，别给咱家丢人。”
“嗯。”
“天冷了多穿点，上海冬天也冷。”
“嗯。”
“放假了就回来。”
“嗯。”
母亲说着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她转过身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转过来，笑了：“走吧，别误了车。”
大哥送他去洛阳火车站。还是那辆破自行车，还是那条土路。河生坐在后座上，看着路两边的庄稼。玉米快熟了，棒子鼓鼓的，红缨子干了。红薯秧子绿油油的，爬了一地。花生也该收了，叶子黄了。
“哥，”河生说，“你回去吧，我自己去车站。”
“送你到镇上。”大哥说。
到了镇上，大哥把车子停下来，从兜里掏出几张钱，塞给河生。“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哥，我有钱。”
“拿着。”大哥把钱塞进他兜里，“你在上海花销大，别省着。”
河生看着大哥。大哥的脸黑红黑红的，皱纹多了，头发也白了几根。他的手很粗，指甲缝里嵌着泥，手背上有几道疤，是在工地上划的。
“哥，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没事，我结实。”大哥拍拍胸脯。
车来了。河生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摇下车窗，看着大哥。大哥站在路边，朝他挥挥手。他也挥手。车开了，大哥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尘土里。
他把头缩回来，靠在座椅上。窗外，田野往后退，村庄往后退，山往后退。他看见一条河，宽宽的，浑黄浑黄的。
黄河。
他盯着那条河，看着它慢慢往后，慢慢变小，最后变成一个线，消失在天边。
他把手伸进兜里，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在他手心里，温温的。
窗外，田野继续往后退，往后退。
火车往东开，往上海开。
往那个他在那里扎根的地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