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右翼到大流氓——被称为“国士”的腐败 (第3/3页)
打击黑社会暴力团体”专项行动。一时间，关于儿玉誉士夫极有可能被捕的传言四起，“儿玉军团”很是蛰伏了一段时间，他本人也因此认识到，为黑社会团体披上“合法外衣”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地下王国”的发展不能越过一定的限度，必须与掌权的右翼政治势力合作而不是挑战他们的权威，否则就可能引发众怒，遭遇灭顶之灾。
认清这一道理后，儿玉誉士夫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推动“儿玉军团”加快披上右翼政治团体的外衣。1967年（昭和42年），由儿玉誉士夫等黑社会大佬组成的“交风俱乐部”开设所谓的“日本青年讲座”，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右翼青年领袖”。教授的课程既有传统黑社会的必修课“武斗训练”，又适应新形势开设了如何运用媒体（包括如何撰写日本流行的周刊杂志文章）方面的课程。另一方面，他还推动自己下属的各个不同黑社会团体改变过去的敛财方式，不再直接依靠暴力敛财，而是以暴力为依托，积极地进入土木建设、“娱乐业”、房地产中介等产业。
另外，除了通过相对较为初级的“暴力团体公司化”方式来实现转型外，以儿玉誉士夫为首的黑社会组织还通过插手控制“总会屋”“总会屋”：不是建筑物，而是专指那些靠在公司股东大会（总会）上耍各种形式无赖来敲诈勒索企业管理层的无良“股东”。（注：“总会屋”是日本特有的现象，历史悠久。1903年左右，一些类似“总会屋”的不法行为就已被报纸曝光。二战后，盟军占领军按照民主化、公司化的思路对日本经济进行了改造，大一点的企业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每年6月召开的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于面向公众公开募股的大公司股东非常分散，即使是大股东其持股比例达不到绝对控股的50%。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往往在生产线管理等方面是行家里手，缺乏媒体公关和危机处理等方面的知识，不善于应对股东会上的不同意见，有一些“混不吝”就利用这一点，买入少量公司的股票，获得了参加股东大会资格后，以将在股东大会上制造麻烦来要挟企业管理者，这些人就是“总会屋”。
为回避矛盾，日本公司的管理层往往会选择妥协，向这些闹事的人支付一定的“和解金”，以换取他们的“合作”。“闹事—谈判—收钱”还是“总会屋”的初级形式，更高级的“总会屋”们会介入公司内部权力斗争。那些获得他们支持的管理人员掌握公司大权后，就通过支付“咨询费”、透露内幕消息等方式回报他们。至洛克希德案发前的1975年，日本“总会屋”的人数已达到5000人，成为妨害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在日本正常运作的重要“毒瘤”。1981年日本修改商法，以期打击“总会屋”。日本证券交易法也规定，严禁证券公司向“总会屋”、“暴力团”等组织提供融资，不得向他们的账户划拨交易利润。然而，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日本的经济领域，在财源上逐步摆脱了对右翼政治团体捐赠、施舍的依赖，具备了从公司企业身上聚敛搜刮财富的“造血”功能。
有人说，儿玉誉士夫青年时代靠“军界”关系混，中年时代靠“政界”关系混，晚年却混迹“财界”，真正的是日本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栖明星”。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行动派”右翼势力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二战后的合作、统合与斗争。也正因为儿玉所具有的影响力，洛克希德公司希望打开日本的民用航空市场时，才会找他做中间人。洛克希德案发后，儿玉誉士夫作为掌握核心情况的当事人，却一直称病卧床拒绝合作。1976年2月，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决定传讯儿玉，他称病在家卧床，不久后检方也是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前讯问的儿玉。日本舆论普遍对检方未对儿玉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表示不满。1976年3月，因为对儿玉“出卖国家利益”与“英美鬼畜右翼日本政治团体在街头宣传时常用的对欧美等国的蔑称。”合作不满的前野光保企图利用放置了大量爆炸物的小型遥控飞机将在家“养病”的儿玉炸死。儿玉恰好没在自己的卧室休息而侥幸逃过一劫。一生提倡暴力的儿玉，这一次也尝到了暴力的苦头，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1976年3月，检方以涉嫌违反外汇法和所得税法对儿玉提起起诉，儿玉再次称病，原定于1977年6月进行的审判不得不延期。1980年，儿玉住院，1984年1月，时年72岁的儿玉因病去世，对他的司法追诉也因此中止。
但日本“行动派”右翼政治势力与“任侠系”黑社会团体的“合流”趋势并没有随着儿玉誉士夫的死去而有任何停滞。去过靖国神社的人会发现，每到所谓的“大祭”，就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靖国神社里面既有穿着体面的议员政客，又会有很多穿着日本军服甚至纳粹军服的人出没。这些人往往既不是所谓的战亡者家属，也不是一般的日本国民，而是带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右翼分子。2006年8月15日，小泉纯一郎不顾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反对再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8月16日自民党原干事长加藤弘一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令人震惊的是，当天傍晚他位于山形县鹤田市的老家就被一个65岁的东京右翼组织成员放火烧毁，加藤弘一时年95岁的老母亲因正巧外出散步而免遭杀身之祸。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立马又拔刀杀人（1960年浅沼稻次郎被刺杀）又浇汽油烧房子的，除了黑社会，还有其他人能干得出来吗？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暴力行为在二战后的日本，依然时不时能够得到一些政经高层明目张胆的支持和鼓励。例如，1960年10月12日，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极端右翼分子当众用长刀刺死后，时任东芝公司社长、日本经团联会长的石坂泰三不但不感到震惊和反思，反而向媒体表示：“暴力行为虽然不好，但是没脑子（nointelligence）的右翼青年因为浅沼领导安保斗争等行为而感到苦恼，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位青年的心情”，言下之意，执掌日本经济界牛耳的石坂泰三，竟然和这位17岁的恐怖分子很有共鸣，是他的知音！说实话，作为一个学习过法律的人，笔者确实不主张激烈的反日行为，但对于石坂泰三这样的人领导的公司，但凡是中国人，又怎么可能不觉得危险、恐怖和反感呢？对于其生产的产品，用起来怎么会不感觉到双手沾血，内心别扭呢？这样的一个日本，一旦修改了战后的和平宪法，又怎么可能不让那些曾经被其侵略过的国家忧心忡忡呢？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二战前为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二战后为了对付进步群众运动，积极整合所谓的“任侠系”黑社会势力，这一不寻常的努力对日本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以“结社自由”的名义，明确公开承认暴力团的合法地位，甚至拒不承认山口组等暴力团是严格意义上的“黑社会”。山口组等暴力团也积极配合，不但自称是忠君爱国的“天皇子民”，还努力推进自身的社团化和合法化。据说，山口组位于神户市的总部外面挂了一个“社区友好宣言”称：不允许使用童工，不贩毒，也不乱扔烟头。遇有重大自然灾害时，暴力团还会积极投身救灾活动，1995年的神户地震灾害和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中，山口组都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进行救灾。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日本黑社会组织的欺骗性。但无论如何，其资金来源仍然离不开非法行当，即便真的从事合法的生意也离不开暴力的后盾和支持。以日本的“消费者金融”（无需担保的小额信贷业务）为例，其特点就是贷款方便，表面上看起来条件非常优惠，但实际却是利用日本法律规定的漏洞在从事准高利贷生意。2010年，日本TBS电视台还专门推出了一部描写相关题材的“深夜电视剧”《暗金丑岛君》。事实上，从事这一块生意的不少是有暴力团背景的“财务公司”。一般来说，敢借高利贷的日本人，不是穷疯了，就是混不吝，这样的人一旦借了钱，很可能是无法按时还钱的，然而，有暴力团背景的公司却不会担心这些，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方法”能够把这些钱给“榨”出来。
今后，将可能长期面对人口萎缩、经济不振、右翼思想重新抬头局面的日本还能牢牢地控制住这些黑社会力量吗？这支政治力量会不会成为东亚和平潜在的威胁？美国二战后在对日政策上重现实利益而轻对错正义，并没有真正清算极端民族主义的流毒，一旦其对日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会不会养虎为患？但愿，这些都是笔者的杞人忧天吧。值得欣慰的是，日本国内赞成和维护和平宪法的民众也很多，其中就包括曾获诺贝尔**的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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