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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图存西北:第一节喀尔喀蒙古特使三 (第1/3页)
1924年春,苏联的外交进入了重要的转折时期,迎来了国际承认苏联之年,英国政府首先承认苏联,紧接着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挪威和瑞典相继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逐步摆脱了外交上孤立的处境。
与苏联的处境相比,北京政府却面临着国内分裂割据的局面,直奉两系的矛盾日益尖锐,直系军阀内部也分崩离析。孙中山在苏联的扶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建立广州政府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国内要求与苏联尽快建交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北京政府形成新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左右逢源的苏联政府再次与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开始谈判。
1924年2月2日,加拉罕敦促北京政府外交部恢复谈判,并申明苏联在中东路、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不变。2月19日,王正廷与加拉罕恢复谈判,加拉罕仍声称,若不预先承认苏联政府,‘敝政府不准本代表磋商它种问题’2月25日,王正廷提出《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十三条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草案》十一款。3月1日,加拉罕则提出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修正案十五条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修正案十一款。加拉罕的修正案基本同意王正廷的提案,但在关于废止旧约、取消旧俄特权、外蒙苏军撤离、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做了修改变动。3月13日王正廷在未得到北京政府内阁同意的情况下,与加拉罕草签了上述两个草案。14日,上述两个草案遭到了内阁的否定。16日,加拉罕照会王正廷要求转告北京政府,“我拟从即日起三天内等候中国政府核准我与阁下签订的协议。三日期限过后,我将不认为我受条约束缚”,并声明,“谈判破裂及协定撕毁之一切责任与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国政府负责”。
中苏交涉顿起变化,双方开始了争执激烈的照会战,国内外各界纷纷介入。3月20日,王正廷奉命停止中苏交涉。其后日苏交涉加速进行,苏联与广州政府及东北张作霖方面又在酝酿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消息公示于报纸之上。北京政府在中苏交涉的长期过程中,感到要求苏联在中东路、外蒙古问题上让步,希望渺茫,并担心苏日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可能作出妥协,导致进一步损害中国主权,同时国内政治局势对北京政府也十分不利。
各社会团体纷纷声明,要求政府无条件承认苏联。北京学主联合会在致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信中称:‘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势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
作为中国知识界重要堡垒的北京大学,派出了一个以李大钊为团长的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顾维钧面谈。李大钊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李大钊同时还发动北京各阶层人民,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请愿、游行活动,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外交,要求从速签订中苏协定。各省政要包括冯玉祥、吴佩孚等,纷纷敦促政府批准协定。正如当时加拉罕使团成员伊万诺夫所报告的那样,‘整个中国社会,从极左分子到极右分子。从陈独秀、孙中山,到吴佩孚、张作霖,第一次在要求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问题上统一起来’。
此时,北京政府和国内各界好像得了健忘症似的,中国政府得到了苏俄一个空头支票式的承诺: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主权,苏俄在一定时间内撤出外蒙古军队。
在这样环境之下,图彦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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