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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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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党 (第2/3页)

,朝兰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5,把持地方,鱼肉乡民之滥绅;6,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阀;7,破坏公益,专谋私利之奸商;8,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9,倚仗外人,压制同胞之教徒;10,扰乱社会,妨害国家之流氓。

    “(丙)强权之定义:强权者何?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是也。其方法有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吾人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有自称为列强之英、法、日、美、意诸国,最足以为强权之注脚。盖其侵凌弱国,有如虎豹之对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忍也!

    “(丁)强权之种类,大别为下列四种:l,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占领土地是);2、文化侵略政策(如提倡某国化的教育是);3,经济侵略政策(如掌握经济命脉之关税盐税是);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来华传教是)。(引自曾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

    从曾琦的上述描述中,其实看不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建党宗旨,有专指苏俄和**的意思。不过,曾琦在文章中仍用了约500字的篇幅,详细讲述了青年党与**在“外抗强权”问题上见解的不同:

    “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之苏俄发出,……而吾人信仰国家主义者,则万万不能与之苟同,其理由第一、为吾人认定列强之对华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当分别对付,如土耳其之所为。断不能同时反对,遵苏维埃之号令。第二、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尚受羁绊之际,恐无余力及此。第三、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帝国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将何辞以对?故不如改为‘外抗强权’,表明吾人但求‘保护本国’,并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压力相加之强权国家,不问其为何种制度,吾人皆当依‘民族自卫’之原则,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则国家主义者之天职也。”

    20年代: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

    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决定了新生的青年党,不仅不可能与**走到一起,而且与正在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也无法合作。1924年,曾琦借孙中山自广州北上路过上海之机,曾前往会见,“劝其中止联俄联共”,但双方“辩论久之,不欢而散”。稍后,另一党魁李璜又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号召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和反对苏联驱赶华侨,结果开会期间又与国民党及**发生了严重肢体冲突。不过,总体上看,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态度,要远远好于对待**。党魁左舜生曾如此描述:

    “青年党(对国民党)除掉提携**与联俄一点曾有过批评外,实不曾怀过半点敌意。”

    但即便如此,当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之后,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周报仍不免遭到查禁,曾琦本人也被拘捕,青年党人在各地的活动也被积极压制。这种结局,与青年党不愿被国民党合并,而必欲保持自己独立的政党地位有关。陈布雷曾游说青年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7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是否要加入国民党,会议结论是:“宜与国民党合作”,但是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以便青年党发展成健全的在野党。

    会议发表了青年党《对时局的宣言》。该宣言猛烈攻击国民党所竭力标榜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称“党外无党”的主张,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和世界政党政治的潮流;“党内无派”则与国民党派系林立的实情完全相反。宣言尤其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说道:

    “**政体,无论何种属性,何人当权,根本阻碍自由思想,违背平等原则,破坏博爱精神,使人民失自动的能力,文化受无理的阻碍,国家因之衰弱,社会因之凝滞。举凡政治家,无人敢说**政体较民主政体更好的。而国民党假借‘训政’这一巧妙的名词,为施**之护符,是决不能加以赞同的。因此,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的口号!”

    此次会议之后,《醒狮》周刊即被查禁,曾琦也被捕入狱。1928年8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公开喊出了“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口号,曾琦在会上公开质问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天下为公之旨有无冲突”、“训政制度与满清立宪有何区别?”曾琦说,一党专政有三大弊端,“一则无在野党之监督,而本身有易趋于腐化之势”;“二则功利之徒纷纷趋赴,使党内分子复杂,派系愈多”;“三则正直之士断难屈服,为贯彻七所信之主张计,必相聚而自成一党。不能公开则出以秘密,不能决胜于议院,势必决胜于疆场,此所谓逼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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