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第一章北洋把持北京政权群雄逐鹿华夏 (第3/3页)
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孙、段、张 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这样，战争由江浙一隅的局部事件，发展成为全国反直势力与直系军阀的大决战。
孙中山，北联系奉系张作霖，南联沪浙皖系，内挖直系墙角，在江浙战争开始后十余天，第二次直奉战争于1924年9月15日，爆发。
张作霖把奉军编为六个军，于九月十五日向山海关和热河进发。十七日，吴佩孚由洛阳赶往北京， 十八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被任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击奉军；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孙岳被任为北京警备副司令。直奉两军在朝阳和山海关等地交战。九月 下旬至十月上旬，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十分激烈，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部 奋力作战，吴佩孚也赶往滦州亲自督战。
正当两军在前方相持，北京空虚的时候，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第二次直奉战争于1924年11月3日结束。
曹锟被囚禁，清王室溥仪被驱除出故宫。
张作霖、冯玉祥、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924年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等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22日入京，24日就任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内阁总理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
而段祺瑞在就职宣言中说道：“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里所说的“外崇国信”，显然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这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这天，天津城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到处燃放爆竹。天津学生、市民等群众团体搭起牌楼，悬灯结彩，有五万多群众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当日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
张作霖态度冷淡，没有出门迎接，让孙中山在客厅坐了很久，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径直落上座。宾主之间，一时间竟无话可说。孙中山首先打破僵局：“我今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来欢迎，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态度傲慢，不以为然地回答：“自家人打自家人，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随同孙中山前来拜访的李烈钧看不下去了，愤慨地说：“若不铲除吴佩孚，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何在?如此还不可贺，则何者可贺?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你雨亭才能当此一贺。”孙中山说：“确实如此，民国以来，能得到我当面祝贺的，也惟有雨公一人而已。”宾主气氛才融洽起来。遂后，张作霖一反当初邀请孙中山之态度，又下了逐客令，问：“先生预定滞留北京为期几日?”孙中山回答：“一俟时局稳定，即作欧美之游。”
在谈话中，张作霖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果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由此可见，孙中山与张作霖在天津的两次会谈，虽表面上显得还算融洽，但张作霖的反苏**态度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截然相反。这种政治上重大分歧，决定了直系垮台后孙张二人的渐行渐远。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告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
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回东北。而冯玉祥也不在北京，而去了张家口，把孙中山撂给了段祺瑞。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以旅途劳顿，孙中山来天津后渐感不支，发冷发热，病情再度恶化。但为了国事，他坚持抱病入京。
段祺瑞为两人见面方便，把孙中山一行安排在与执政府一箭之遥的顾维钧家（仅隔一条马路）。
在段祺瑞未出山之前，段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定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
可是，孙中山在接到邀请后所发的《北上宣言》，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商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代表会议”，该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
段祺瑞不结受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又提出了补救方案，1月22日，皖籍阁员许世英、姚震拜访汪精卫，委婉地转达了段氏的回复，称：孙先生之主张“来不及遵办，请商承先生别定变通办法”。显然，段氏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补救方案”。
数日后，孙中山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病榻上的孙中山向国民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善后会议的本党代表，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由于孙中山与段祺瑞政见不和，段祺瑞虽“迭次电邀”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咫尺，双方却要互发电报交流。互不谋面。
孙中山本来有病，又加北上的愿望落空，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段祺瑞没有参加追悼会。
至此，国民党人与段执政彻底闹翻。5月23日，国民党发表宣言，谓北京政府依附帝国主义，本党已与之绝交，不予承认，要继续遵循孙大元帅遗训，挞伐军阀，以竟革命全功。
这一下，段氏非但没能“善后”，反倒面临着更大的灾难了。
在段祺瑞临时执政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决定了段祺瑞的命运。
1925年11月下旬，驻守河北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策动下率部倒戈，向奉天省会沈阳推进，张作霖几近灭顶。
1925年12月30日，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被冯玉祥密令部下枪杀（徐树铮曾枪杀陆建章陆建章是冯玉祥姑丈），段祺瑞闻讯晕倒，醒后大哭，悲痛异常。
1926年1月14日北京举行反日国民大会。3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请愿驳覆八国通牒，被段祺瑞卫队刺伤十余人。3月18日，北京各界反帝人民群众五千余人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执政府卫队向请愿队伍开枪，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五人，造成“三一八惨案”
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重新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1926年4月段祺瑞图谋联合奉、直，打击冯玉祥国民军，被鹿钟麟察觉事泄。4月9日晚，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1926年4月11日晨，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令外交总长胡惟德代理国务。
15日，国民军于形势所迫，退出北京，退出北京后，在南起南口，北起张家口的东南西北的四周构筑工事。此时山西的阎锡山也加入了倒冯大军，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在加上山东的张宗昌聚集了几十万大军，合围冯玉祥的国民军，。5月初，奉直晋军组成的“讨赤”联军开始向南口发动进攻，鏖战三个多月，8月14日冯军被击败。退出察哈尔，跑到绥远去了。
16日段系吴光新部唐之道师自通州入北京，自称警备总司令，拥段祺瑞复职，17日段祺瑞出东交民巷，宣告复执政职，并电询张作霖、吴佩孚对时局意见，不为吴佩孚、张作霖所重视，段祺瑞手中无兵，遂于20日通电下野。
奉系张作霖遂入主北京。
同年11月，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组织安**，自任总司令。1927年4月，奉系当局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中国**人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同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