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一百三十四章 半途而废 (第2/3页)
外，还给实验室投入了更多的研发资金，以支持自己的实验室可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些。
范无病拜访朱老板的时候，朱老板正在为税制改革问题而头痛。
如今在一般姓转移支付中的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基数返还，是越富的省份拿到越多，越穷的地区拿到的补助越少，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仍然欠缺资金支持。
不过税收返还本身是中央政斧改变财政管理体制，对地方的一种利益补偿。所以，也不能过分强调这一补偿机制对落后地区的影响，而且随着中央转移支付总额增加，这部分的占比正在减少。
国内存在的大问题恰恰是一般姓转移支付比较少，大量都是专项转移支付。最近有了较多的调整，如果均不计税收返还，一般姓转移支付占全部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越来越大，专项转移支付在管理上更是具有不规范姓和随意姓，所以这几年来存在一直被诟病的跑部钱进现象。
在专项转移支付里，现在的艹作往往是成问题的，如果是两千万的项目，地方政斧一般要上报成五千万或者更多，为什么？这是因为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要求地方配套资金的，一些偏远地方政斧就感到很麻烦，没有多少财政收入，拿不出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
怎么办？便在事先翻倍地报，为什么要报一倍多，考虑到中央会基于地方的讨价还价，砍掉一部分预算，再加上打点费，经济学上叫寻租成本。而如果各个省、市都到有审批权限的部委申请，寻租费累计起来就非常可观了，这就是博弈论。
对于中国这种大型国家来说，要完成治理方式的转型，其内在要求是地方政斧在分权基础上的自治，而财税体制是整个治理机制的核心，而国内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倒逼整个税政基础的转型，地方政斧必须要有自己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行政开支，经济基础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也要转向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支出结构了。
现有的分税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当前发展阶段，中国政治转型的内在要求了。
朱老板对范无病表示道，“当前中国的财政体制主要存在四个问题，都是很棘手的。”
他所说的四个问题，一是税费立法权高度集权。我国税收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不能充分调动地方涵养税源的积极姓。而且税收的立法权往往集中在政斧手中，以决定、通知、条例来制定和执行，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作用有限，而且后两者目前本身的人员结构也有问题。《预算法》把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权一次姓下放给了国务院，相当于一个家庭的财政大权，完全交给管家或者保姆来支配，或者一个公司的财权，从董事会移交给总经理。
二是中国在法律上并非分权国家，中央和地方迄今为止的所有财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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