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洛阳地利 (第2/3页)
僻处西隅的关中统治整个北部中国的目的，首先曾加强以关中为核心的军事力量，确立关中的军事优势，企图以“内重外轻”之势，驾临四方。其次是改变北齐的政治中心相州、邺城的地位，迁相州六府于洛阳，并改洛州为东京，用洛阳作为控制山东、河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杨广在迁都诏书中的尚书令，其中的河南道行台省，“兼洛州刺使，领关东兵。”开皇三年（583），虽废河南道行台，仍“以洛州刺使领总监”。到了开皇六年（586）五月，杨坚又命太子杨勇亲自镇守洛阳；同年十月，又另设一个行台省于山南道的襄州，把秦王杨俊从洛阳调到这里为行台省尚书令。开皇八年（588）十月，为了做好伐南陈准备，又增设淮南道行台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行台省尚书令。平陈之后，寿春的行台省改为扬州总管，镇于广陵，先后以秦王、晋王主之，总领江淮“四十四州诸军事”。这一切措施，都反映出杨坚是何等希望加强对关东、河北、江淮地区的统治，以适应由长期分裂到统一政权的政治需要。
但是，杨坚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措施，并未能全部解决问题。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而造成的种种此疆彼域之分，使的江南与中原的政权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因此，平陈之后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江南叛乱，而后在杨广即位之始江南的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怂恿汉王杨谅叛乱。虽然叛乱都在最后被扑灭，但说明统一的隋王朝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这便是杨广在迁都诏令中所说的：“况复南服遐院”的政治形势。
还有一个情况，当初汉王扬谅在并州起兵，与杨广争夺帝位。而汉王谅据以反叛的地区，恰恰又是东魏，北齐政权长期统治的地区，各种矛盾，都可能同时诱发。叛乱发生时，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的时候，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杨广在迁都诏书中所说：“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等语，就是指长安对山东等地鞭长莫及的无奈。
而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就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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